沾包，其来历是东北乡村的民间工匠在弹棉花时，将弹好的棉花卷成一个团儿，俗称叫棉花瓜子，然后储存在布包里。当棉花团儿卷得不结实、不光滑时，棉花团儿就会粘在布包上面。而粘在布包上的棉花很难摘下来，也摘不清。因此沾包就有摘落不清之意。

其实，沾包是一句最具特色的东北方言，是“受连累”，“受牵连”的意思。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东北乡村里，经常会听见老百姓说：“完了，这下你沾包了，看你咋办？”这句话仿佛就像老百姓的口头禅，时常会挂在嘴边。而沾包摊事的人听完这句话则是瞪着两只眼睛，呆呆地站在地上，腿直打哆嗦，用咱东北民间的土话说，那是“扁担豿的眼睛，长长了。”，“傻眼了，懵圈了，就差一点要鼻骨了。”

东北民间有句话，说：“沾包就赖”，啥意思呢？

如果你因为某件事被某人沾包了，那么某人就会赖上你，和你纠缠不清，甚至你会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让你痛苦不堪，生不如死，乃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说实在的，不管是老百姓也好，还是什么当官的也好，谁也不愿意沾包，更不愿意摊上什么大事，否则要是真的沾包了，你会咋抖落都整不清，道不明的。反之会越描越黑，就像一团麻，越理越乱，最后被整得“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的。

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父亲一辈子被沾包两次，而且都是致命的打击，以至于影响了他的一生前途和命运。想起来我的心是隐隐作痛，替父亲打抱不平，可是，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岁月里，谁又能替你说句公道话呢？

父亲是五十年代中期肇东师范学校的毕业生，被分配到老家的一所乡镇中学教书。

那时，国家是实行大鸣大放，鸣：是有所发抒的意思；放：是发出，开出的意思。是指群众在对某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上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父亲所在的学校也开展了向上级和向本校提意见的运动。

父亲初出茅庐，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自命不凡，就向上级提了几条意见。

没想到，他沾包了，而且是彻底地被沾包了。

这是父亲生命中的第一次沾包。

从此，参加工作仅有几年的父亲人生的轨迹彻底地改变了。

“右派，极右分子”，时间定格在上世纪的1957年，二十几岁的青年教师一夜间就成了人民的罪人。

那时，我的姐姐刚刚出生，她在月棵里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的父亲成了一个右派。

父亲被打倒了，被监视了，整天在受批斗。

爷爷看着这个家是支离破碎的，日子已经是过不下去了，就带着奶奶和几个叔叔姑姑一同远走小兴安岭大山里谋生。在临行的时候，爷爷还没有忘记把我的姐姐也带走了，他不能把刚刚出生的孩子落下，不能让自己的孙女在这里受人的歧视，不能让小小的孩子成长在一个右派的家庭里。

父亲和母亲看着女儿被带走，是肝肠寸断，生死离别的场景让爷爷、奶奶走了几次才走出家门，姐姐的哭声牵动着父母的心，母亲在低泣，父亲满眼尽是泪水。

没想到，仅仅是父亲说了几句真心话，却带来了如此大的麻烦。

这纯粹是被沾包啊。

父亲的第一次沾包惹来了非常大的麻烦，

戴了九年右派的帽子之后，1966年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

父亲又被打成“黑帮分子”。

紧接着，父母就被遣放农村改造，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

母亲在遣放之前，工作在县里商业系统的一家单位。按照当时的政策母亲可以留在县里继续工作，但是，母亲毅然决然地辞去了心爱的工作，跟随父亲来到了松花江边一个小渔村安家落户。

从县城来到了农村，父亲被安排到村里的小学教书，母亲在操持家务。生产大队给买了一个泥草房，四面透风，而且还是歪歪扭扭的。这在当时来说已经是不错了，起码有一个安身之处，不至于住露天地啊。

“都是因为我给你们带来了灭顶之灾啊，要不是我说实话哪有今天这个结局啊。”

父亲非常感慨。

“不是你的错，说实话有什么错，我始终认为你做得对。”

母亲并没有埋怨父亲，而是在安慰父亲。

“右派”、“黑帮”两顶帽子戴在父亲的头上，让父亲喘不过气来，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那时，我已经记事了，懵懂之间知道父亲是受贫下中农歧视的。

记得那是一年的冬天，父亲在生产大队蹲黑屋，让他交待问题，一天三顿饭是由哥哥和我去送饭。

试想一下，当时一个被关押在小黑屋里反省的黑帮分子是没有自由，没有自尊，没有人你关爱，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这样的日子该怎么过啊？

母亲非常心疼父亲，担心父亲的身体，就想方设法给父亲补养身子，家里除了苞米面和高粱米之外，基本上是见不着肉腥，也见不到大米和白面。

也不知道母亲从哪里借来一斤白面，给父亲烙了几张油饼，没有舍得给我们吃，就把热乎乎的油饼用屉布里三层外三层包好放到一个篮子里，让哥哥带着我去给父亲送去。

我俩来到了父亲蹲的小黑屋前，门口有两个红卫兵在把守，送的饭必须得经过他们的检查才行。一个姓姚的红卫兵小将打开屉布，看见是油饼，有点垂涎欲滴，但是他不好意思说要吃，吞咽着口水，眼珠子骨碌着在想着坏主意。

“你们走吧，一会我送进去。”

“不行，我们必须把油饼送到里屋去。”

哥哥说。

看到我们不走了，姓姚的红卫兵竟然冲着油饼吐了两口唾沫，气得我们上去就要和他干，这时另一个红卫兵赶忙上来拉架。

这是什么世道？一个小小的红卫兵竟敢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这是他祖上缺八辈子德行了呀。

因为受父亲的影响，哥哥在学校加入不了红卫兵，我也加入不了红小兵。看见别的同学带着红色的胳膊箍神气的样子，让我俩是既嫉妒，又羡慕，可是无力回天，只是一种心里的奢望而已。

父亲的第二次沾包更让我们有些不解，他简直是倒霉透顶了。

七十年代初期，父亲不被批斗了，但是还得经常向生产大队领导和帮助他改造的老贫农汇报思想改造情况。

当时，村里没有电，老百姓都是点煤油灯来度过漫长的黑夜的。

生产大队领导也想让村里通上电，就开始张罗着“办电”。

办电得去县城审批一切手续和购买一些电力设施，这个活就落在了父亲的身上。

因为父亲有文化，办事能力强，又在县城教过书，熟悉情况，为此，生产大队就把这个重任担在父亲肩上了。

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办电手续全了，而架线需要线杆，生产大队还没有钱，买不起，领导就来和父亲商量。

“刘老师，你家在小兴安岭有亲属，那里木材有的是，看能不能先找人赊来线杆，等咱们村里有钱了在还上。”

架不住生产队领导的忽悠和好言相劝，父亲就给在伊春的爷爷写信，说明了情况。

爷爷心疼父亲，心里想要是事情办成了，生产大队领导领导还会对父亲好一点，就答应了此事。

不长时间，爷爷就托人赊来了二十几根松木电线杆给托运到肇东火车站。

生产大队领导非常兴奋，屁颠屁颠得雇了一台大车把电线杆拉回了村里，就等着过几天开始在村里埋杆了。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突然间上级来了通知，告诉说村里办电要暂缓，等待县里的重新批复。

而生产大队领导又是办事不牢靠的主，看情况一时半会儿村里不能通电，就和父亲商量，能否把电线杆再弄回伊春去。

“这不是拉屎往回坐吗？哪有这么办事的？再者说了，那么多的电线杆再运回山里，得多少运费啊？咱能负担得起吗？何况还会给爹增添多少麻烦啊？”

母亲在埋怨着父亲。

父亲是非常好说话的人，知道生产大队有困难，也就认了，自己出去踅摸着把电线杆再找个买主，处理完后好将钱给爹邮回去，毕竟电线杆是赊来的啊。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距离我们家村子有五里地，名字叫姜殿甲村，在一户农户家里找到了买主。

这家着急给儿子办喜事，家里没有家具，正愁买不到木材呢。

父亲和这家商量好，电线杆先是赊给他们，半年后给钱。那家也答应好好的，说到期一定把钱给张罗全了，父亲听后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没想到，父亲又被沾包了。

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

父亲不知跑了多少次去要钱，可是人家也不说不还钱，就是没有钱，等着有钱了再还。

父亲的心彻底地凉了，而且是伤透了心。

咋办？

自己的梦还得自己圆。

家里父亲每月只有三十多元的工资，一点点积攒吧。

攒了三年多，总算把电线杆的钱攒齐全了，父亲赶紧去邮电局把钱给爷爷汇去了。

而赊给那家的电线杆钱，十年后才要回来。

父亲这两次沾包，把他给造得心灵上是遍体鳞伤的，也使他非常伤感，常常是长吁短叹，默默无语。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父亲的右派被平反了，两顶帽子被彻底摘掉了，他自由了，可以扬眉吐气了。

那天，父亲接到县里送来的“平反通知书”，仔细在看着上面的字。

上面有一段话，说“在大鸣大放期间，你说的‘教室待遇不高，地位低，低得像小动物一样’，此话虽然不妥，但是不能因为此话就把你打成右派。”父亲看完马上就急眼了，涨红着脸说：“‘低得像小动物一样’这几个字是别人加油加醋添上去的，不是我说的，我绝对没有说过这话。”

过了一会，父亲的情绪又平缓了，当时我看见父亲的眼里淌下了无尽的泪水。

这泪水是苦？是甜？

反正我是说不清楚。

是啊，在那黑白颠倒的年月里，使坏的人有的是，为了自己往上爬，什么事情又干不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