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骨有度 笔墨无尘 ——夏亮熹艺术访谈 世间稀缺的不是名望 而是高远的心性和睿智的创造 记者：夏老师您有一段画论说“世间稀缺的不是名望，而是高远的心性和睿智的创造，它以其贵族般优雅的矜持与高贵，凌驾时空，笑傲江湖，虽时移而道不衰。”这句话让我们感受到您的那份“坚持”。这样的坚持是出自什么呢？是否和您的成长背景与求学过程有关呢？ 夏亮熹：当一个...
风骨有度 笔墨无尘 ——夏亮熹艺术访谈
世间稀缺的不是名望
而是高远的心性和睿智的创造
记者：夏老师您有一段画论说“世间稀缺的不是名望，而是高远的心性和睿智的创造，它以其贵族般优雅的矜持与高贵，凌驾时空，笑傲江湖，虽时移而道不衰。”这句话让我们感受到您的那份“坚持”。这样的坚持是出自什么呢？是否和您的成长背景与求学过程有关呢？
夏亮熹：当一个画家付出得太多，而成功率很低，一辈子都在做梦，一辈子都在问路。我属于比较幸运的，从小就浸润在文化圈里，一路又有很多高人指点。我出生在重庆，爷爷是做金融与实业的。我记得家里的客厅挂满了名人字画，父亲的文人朋友多，郭沫若、赵丹、陶金等贤达名流常来家做客。还常领我到著名画家柯璜（原美协西南分会第一任主席）家里玩，柯璜给我起的亮熹的名字，是我的启蒙老师。抗战时期我常跟大人去看戏，戏中人物我都很喜欢，情不自禁，便在地上画，常引得一群孩子围观。12岁的时候一次跟美术老师去写生，画了一群少先队员过河，取名《待渡》，老师送到西南区首届儿童画展参展，获第一名，报纸大幅刊登，当时市长还特意请我吃了一顿饭。童年的这些经历都让我对美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中学期间认识了西南美专几个学生，常跟着去校园玩耍，那里的氛围对我产生了极大诱惑。于是，毕业后考进了川美附中。我对色彩很着迷，爱上了西画，快毕业了，面临选择专业，填报考志愿那天，第一志愿栏目里国画油画都填了，负责的杜显清老师找我谈话，说“长远看，学画，得要看原作，在咱们中国学油画，想看原作太难了，可国画到处都有啊”，所以后来我选择报了国画。
我记得大学第一课，张大千的女婿萧建初老师抱来一摞张大千原作，让大家拉线条，个个站得腰酸背痛，有些同学不安逸，嘀嘀咕咕，萧老师大声告诫，“你们不要叫，几十年后会感谢我的！”后来萧老师去巴西看望张大千，回来就通知我和另外几位同学到家里，看张大千的泼彩山水画，老师的无私关爱和殷殷期待之情真是至今难忘！不过学校只能教技术，不能教艺术，艺术还是要靠自己修炼。我在川美读了八年，贵州宣传系统十载，那一段时间创作空间极狭，画家难有作为，但对我来说，恰好有了向萧建初、冯建吴、李文信等前辈艺术家们讨教的良机。
在贵州期间，央美、浙美毕业的画友也给我注入了丰富可贵的外校经验，老一辈艺术家宋吟可、王渔父等也都对我多有提携，厚爱有加。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的恩师冯建吴给我的一些启示。冯老师给了我两条秘笈，一是当一个画家，就要有即使泰山压顶，也不停笔的“定力”；二是告诫一定要明确治学方向。老师的教诲，使我受益终生。1974年，李苦禅刚出牛棚，我随好友王振中到家里看望，得知我从成都来，李老询问一位四川画家，说山水画得很好，连连夸赞，问了半天才弄清是李琼久。李苦禅先生说：“哪怕你地处偏远，只要有才，画好，就不会被埋没。”这些老一辈艺术家的胸怀与情怀都是让我受益终身的。
记者：《辛亥路潮》这件作品是您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当时的创作是出于什么样的契机呢？
夏亮熹：当时“文革”刚结束不久，万象更新，对于整个社会如此，对于我个人更是如此。我终于结束了数十年的漂泊生活，落实到彼时新成立的成都画院。从艺这么多年，第一次有了一个地方可以让我安心创作，我内心的喜悦实在难以言表，多年的积累，也终于有了抒发的机会。可是用什么方式表达那种激烈的情感？怎样抒发对四川这块热土的情怀？我开始抓紧研读四川文史资料，最终选定四川保路运动这个聚焦点，这是四川人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贡献！我怀抱这种激情，创作了《辛亥路潮》。
1980年，作品在成都画院成立后的首届作品展上大获成功。当时正逢中央新闻纪录制片厂到四川拍摄纪念辛亥革命专题片，作品成为影片介绍保路运动这一段的内容，随后四川人艺同类题材的话剧公演，影响不小，更有甚者，很多民主人士找到画院要见作者。这些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很大的鼓励，也使得我有了更大的创作热情，希望创作更多好作品。
记者：您在20世纪80年代迎来了您艺术创作的一个高峰，正是这样的状态下的延续吧？那时您在画院的创作是一种什么状态呢？有没有一些有趣的经历和我们分享呢？
夏亮熹：我那时几乎成天放下画笔就进入阅读、思考状态。一天，读到张若虚的诗《春江花月夜》，热血沸腾，激情难抑，此诗词被闻一多称为“孤篇盖全唐”的杰作。我把自己对这个传世名篇的感悟诉诸形象，画面只有一个欲举衣掩面的婀娜少女。作品完成后挂在画室，当时挪威大使夫人到成都画院参观，当即想要购买，但我不愿意，事后多方周旋，最终没能随愿。那时候其实我也缺钱，可我说不卖就不卖，我就是这个性格。
1994年这件作品获台湾华夏国际艺术展评委会颁发的“银奖”。1981年，我创作的油画《天当被地当床》，在四川省庆祝建党60周年美术展上展出，得了优秀奖（当时最高奖），李少言尤其喜爱此画，当时由于作品没署名，承办人员猜测半天，以为是四川美院的送件。前些年，为了表达我对李少言先生的怀念，我把此画又以国画作了一遍，2015年，作品被（原）成都军区选送北京，入选了全军纪念抗战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美展。
1982年，黄胄到成都画院参观时，看到我创作的《踏雪咏梅图》，当即定为中国画研究院藏品。也因此，我被邀请到中国画研究院举办的人物画培训班研习，听黄胄、蔡若虹等名家讲课，这让我很有收获。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创作了《少林日课》《峨眉山月》《狭路相逢勇者胜》《巴山夜雨》等大批作品，收到了好评，也被很多地方收藏。那确实是我创作进步十分迅速的一个时期。
有感而发，言之有物
别开生面，雅俗共赏
记者：但您在这样一个高峰之后，似乎自主地选择了一种“甘于寂寞”的状态，这是为何呢？
夏亮熹：80年代后期整个美术界都处于一个“大动荡”的时期，各种思潮流派涌入。在一段时间里，我感觉很困惑，作画也迷茫，所有理论似乎都不解决问题了。但我给自己定了四条底线：有感而发，言之有物，别开生面，雅俗共赏。我不愿随波逐流。我认为，绘画虽然是非常个性化的行为，但又非纯个人的事情，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须有历史担当，不负时代使命。我希望保持独立思考，寻求绘画真谛。这是对绘画的自我考验，也是对社会的他众负责。
1986年我读到一本释家书籍《论开悟》，有一种豁然开朗之感。后来我皈依佛门，开始明白我们的一切修为，都是为了完成自己。艺术的功能就在于启示灵魂，绘画何尝不是一个确证自我，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此后，我看自己的作品，多了一分反思的自觉。我想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战胜自己才能实现精进。我喜欢佛家一句话，“一心向善，莫问前程。”我想踏实地走下去一定会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
记者：从您的作品中我们感到在新世纪到来后，您的作品对于人物的精神境界表达更为深入，绘画风格也更加成熟稳定，对于文化名人题材的偏好也更为明显了。
夏亮熹：我想这都是沉淀之后的结果。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新意，跟得上时代的步伐，当然这是在传统的基础上观察研究得来的。我认为意象表现要有自由性、抒情性。我希望把素描因素归纳成笔墨，不同人物的个性，气质均在用笔的抑扬顿挫中完成，下笔不犹豫，浓淡干温顺势而来，不刻意，不拘泥。
我有两幅大画是这样的实践。一幅是《诸子百家》。1985年陈立夫先生得到过我的一幅国画《孟子》，引起共鸣，从此我们鸿雁传书。陈老95岁上，把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提炼概括，以大幅书法作品赠与我，书“无私无我之公，成己成物之诚，立人达人之仁，不偏不倚之中，日新又新之行，斯五者为中华文化之精义也”。由此我想到没有诸子百家，就没有中华文化，不加以表现，对不起陈老。这幅画酝酿多年，尺幅有362cm×170cm ，22个人物。2005年，“诸子百家”参加（原）文化部中国画研究院等主办的“国际华人诗书画印艺术大展”获铜奖。另一幅大画《十三棍僧救秦王》，意在以富有弹性和力度的线条塑造和尚们的凛然正气，礼赞扶正驱邪的禅宗主题。
我还喜欢用没骨技法塑造人体，算是另辟蹊径。如作品《嫦娥》，反映人对自身本体的依归的一种万古追思情愫，将没骨、泼墨、泼彩诸多技法混为一体，希望营造出神秘而美妙，如梦幻般的意境。还有《秋之惑》《乡中水》《湖畔物语》《明月清风》等作品，都是运用的这种方法。
记者：您似乎特别偏好以苏东坡题材作画，您也主持创办了东坡书画院，这有什么渊源吗？您之后对于创作还有一些别的计划吗？
夏亮熹：我与苏东坡，冥冥之中似有一种缘分。1994年，我应原省文化局局长、小平胞弟邓自力之邀，画了《东坡积学图》，作为家乡对小平九十岁华诞贺礼，由邓自力送到北京，小平同志非常喜欢。直接触发点，还是与广东美院著名画家刘济荣教授的一席长谈。刘济荣说“你的人物画那么好，可以再集中一些。历史文化名人中，苏东坡值得多留意，我老了，想做也不行了。”一语点醒梦中人，办东坡书画院的念头开始萦绕如梦。苏东坡心有大爱，为而不争。他有别于其他先贤，不是居高临下教训你，而是像兄弟一样用自己的行为告诉你，怎样在逆境中达观进取，创造生活。人们喜欢他，不只是因为他的文采，关键是他的生活态度。这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对现代社会中不顺意的大多数人都是一种积极的鼓舞力量。如何把这种力量和智慧开掘出来，传播开去，成了我的一大心结。退休后，我前后用了7年，终于在省文联领导鼎力支持下，圆了书画院之梦。
其实除了苏东坡这个精神资源的挖掘，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成都要建蜀汉文化城了，这是个大手笔的项目。我作为一个画家，也想为它做点事情，具体内容，等着瞧吧。
艺术最根本的功能就是安顿灵魂
记者：夏老，您的状态和作品的面貌都让人感觉非常澄澈，您是如何保持这样一种澄明的状态的呢？
夏亮熹：别管谁的画，瞟一眼就能看出他的动机，是崇尚艺术有感而发，还是讨好时尚，或者是急着想换银子，动机藏不住的。每一幅画，都有气场，传达着画家的动机。在我看来，绘画是一个燃烧过程，燃烧作者的理想，燃烧作者的激情和生命。中国画讲究气韵生动，通篇要灵气袭人，要求作画一定要有感而发，有了“触机”似的冲动和激情，方可下笔。然后笔随意走，一挥而就。也就是气韵连贯，通篇就会灵气袭人。写意画最讲究一个“写”字，修修补补就会失去灵气。这个不是一天两天能达到的，必须日积月累、炼笔炼意、久久为功。对于创作的态度和做法自然也会影响到艺术家个人的状态与修为。
记者：在您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您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感悟？或者您对后继的青年画家们有什么寄望吗？
夏亮熹：国画的精髓有二，即“气”和“意”。气是国画的命脉，没有气，线条、笔墨、色块就是僵的，死的。意，包括意念、思想、情感，是融一体的。一幅画，给人的感觉是一种霸气、清气，还是俗气、浊气，都是作品本身发出来的气息，是藏不住的。绘画技巧只是手段、工具，如同渡河需要有船。虽然也很重要，但它不是目的。漂亮的图画不算艺术，有的人描摹得很像，很漂亮，但我不喜欢，因为不是创造，缺乏情感，没有灵魂。图画只停留在眼睛，艺术品则直指人心，产生共鸣，给人们带来精神营养和美感享受，所以艺术家一定要用心灵去作画。
人作为高级动物，所作所为无非是追求两样东西，精神和物质，物质的东西容易满足，怎样安顿灵魂才是最难的。艺术最根本的功能就是安顿灵魂。一个画家不能没有自己的思想，每一件作品都是画家个人修为、趣味、情感等等在特定时空环境下的综合表现，是个人精神世界的外化，不能套。人们提炼的概念、方法、规律等等，道理上是通的，但无法照搬到创作中去。
我们画家要有定力，应该把动机找准，走上这条路，就要想清楚一个问题，你到底想要什么？画画这个职业，报废率太高，制约因素太多，付出的艰辛外人难以想象，几乎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没有定力，没有才气，不要去冒这个险。
作为一个画家，最重要的是“觉”与“悟”，对人生，对历史，对人类命运要有自己的思考，要把你对生活、对生命的体会呐喊出来。人类最早的绘画是岩画，当时作画的冲动是什么？无非是热爱生活，寄托情趣，礼赞生命，表达一种生命的渴望，绝对不是想要换银子。这种原始冲动非常重要，历史上的那些大艺术家，都保持了这种冲动。无论人类历史怎么发展，艺术的本质不会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