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生经济网 作者：赵剑锋
巴河，古称北水，唐宋以迄于清，称巴水、巴江，民国始称巴河，系巴中人的母亲河，沿着米仓山余脉流入渠江，后汇入嘉陵江，并入长江。巴河不急不缓地在一个名叫“晏家沟”的地方回旋流淌。清光绪十六年九月十七日（1890年10月26日），一个小生命在巴河边呱呱坠地。据说，那日三江口晏家沟喜鹊盈门、秋阳艳丽，漫天霞光给村庄镶了一道金边。于是，其父美堂先生便寓情于名，给这个小生命取字为“阳初”。晏阳初的名字便由此而生。
巴河再往下数十里，便在曾口一处大拐弯的地方慢了下来，它把一路的劳顿在此做了个安身，一条三四百米宽的河面躺在一个名叫“曾溪口”的腹地，微风吹过，波光粼粼，作家苗勇的故乡，就在这里。君生巴河边，同生巴河畔，共饮巴河水。两个跨越时空的巴中人，因同一条巴河，共同的乡音，从地理意义上链接在了一起。
相同的是名字不同的是流水
年年岁岁水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巴河上的流水，是晏阳初和苗勇他们共同的流水。两个人在不同时间踏进同一条河流，相同的是名字，不同的是流水。
得益于近水楼台，晏阳初4岁便进入晏父私垫习诵“四书五经”，在巴河边接受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巴河荡荡，流水滔滔。谙习时势的晏父深知“书香之外另有世界，西学乃潮流所趋”。于是，1903年，13岁的晏阳初过了巴河，出了巴山，赴阆中的天道学堂学习西学。
天道学堂毕业后，晏阳初进入成都华美高等学校学习。后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香港圣保罗书院（香港大学前身）学习。再后来，又远渡重洋，先后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从耶鲁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天，这位从巴河走出的年轻人便登上海轮，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为中国劳工服务，从此萌生了为劳苦大众脱贫治愚的理想。
1920年，晏阳初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回到中国，誓志“不做官、不发财、将终身献给劳苦大众”。从此，这位从巴河走出的平民子弟，以他自己特有的方式，在中国和世界开始了他长达七十余年的平民教育运动。
他开创的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理念影响了全世界，为世界贫苦人们打开智慧和富足之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与爱因斯坦等十人共同获得“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他一生的工作感动了全世界，被联合国聘为终生特别顾问，被国际社会尊崇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世界平民教育之父”，是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家中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世界性人物。
悠悠巴河孕育出享誉世界的伟人
时光来到新中国，同样出生于巴河畔的苗勇却是命运曲折。原本父母都是教师，父亲还是当地学校校长，可在他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挨整”下放到了农村。加之兄弟姊妹又多，在生存下来的五兄妹中他排行老二，自幼聪慧，小学毕业就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县城中学火箭班，一切看上去是那么的美好。
但命运却偏偏在这个时候拐了个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子，读书的最大目标就是“脱农”，考中师和中专就是“脱农”的最佳途径，也是当年中学优等生的不二之选。于是，初中毕业时本可直上高中考大学的苗勇，便在父母“软硬兼施”下，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巴中师范。
幸运的是，在缺衣少粮的年代，苗勇父亲最大的爱好就是喜欢收集报刊杂志，让子女在这有限的文字里汲取营养、开拓眼界、陶冶情操。
苗勇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10岁左右），偶然间在父亲收集的一本已记不得名字的杂志上，看到世界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当时懵懂的他对什么是平民教育家还搞不清楚，只知道这是个“大人物”。平民教育家的称谓意味着什么，年幼的苗勇也并不在意，他在意的是晏阳初的籍贯：四川巴中。
少年苗勇为家乡有这么一位大人物而自豪，为巴河边有这么一位大人物而沾沾自喜。
13岁时，仍是青葱少年的苗勇进入巴中师范读书，得知巴城有一座晏阳初的旧居，便怀着“朝圣”的心情去拜谒，发现所谓的晏阳初旧居不过是一间紧锁的破旧瓦屋，门前挂着一个一尺来长的木牌，上面写着“晏阳初旧居”几个字而已。
槫檩相危倾，夕阳染幽草。眼前的这般景象能撑起一个世界伟人的卓越名号？苗勇脑子里自然而然的生出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而以后的经历似乎更加印证了他的疑问。他每每与人谈及，说巴中有一位享誉世界的平民教育家，听的人大多摇头，说没有听说过，对晏阳初的贡献更是一无所知。由此一来，苗勇脑海里的问号更大了。
17岁时，苗勇同样也出了巴河，来到成都上大学。室友经常聚集聊文事谈家乡的名人，山东曲阜的同学说家乡有孔子、乐山的说有郭沫若、内江的说有张大千、眉山的说有苏东坡，当问苗勇巴中有哪些名人，苗勇实在说不出他酷爱的家乡——大巴山中的名人，只好将信将疑地说出“晏阳初”。
晏阳初？听到这个陌生的名字，大伙儿一脸茫然！都说他在“冲壳子”（糊弄人），他们从来没听说过此人。众口一词，苗勇瞬时失去了“底气”，觉得晏阳初是不是浪得虚名？巴中以外的人不知道晏阳初也就罢了，更让苗勇惊讶的是，连巴中人都不知道晏阳初是何许人。甚至有一次，他与一名在巴中小有名气的文人摆“龙门阵”提及晏阳初时，好半天那老乡才惊讶道：“闹了半天，晏阳初是教书的啊，我一直以为是哪里一个比较出名的木匠。”弄得苗勇哭笑不得。
出于“刨根问底”的好奇，苗勇便开始收集有关晏阳初的情况，随着资料收集的日积月累，苗勇对这位老乡渐生敬意，拿他自己的话说：“真是不了解不知道，知道真相吓一跳，越深入了解，越令人感动，越令人仰望。
”——晏阳初毕生从事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的探索和实践，是第一个将中国本土发明创造的平民教育理论、乡村建设经验传播到国外，并生根发芽取得成效的教育家，是中国认可、欧美认可、第三世界国家认可的名副其实的世界伟人。
一衣带水，渐渐地，苗勇在巴河的流水里照见一个世界伟人高大的身影。从学校毕业后，苗勇回到了巴中，先是在家乡教高中语文，后来又改行从了政，便一头扎进倡导并修建中国最大的红军碑林——川陕苏区将帅碑林当中，慢慢地，他的名气也大了，又在县里当了局长（主任）、县委常委，再后来，又到了省城……
光阴荏苒，时光如梭。虽说工作岗位不断变化，但苗勇业余时间始终笔耕不辍。三十多年来，先后著有《山民》《山韵》《丰碑》《小曲乱弹》《见证天使》《散落的文字》《直面地震工会旗帜高高飘扬》《历史不会忘记》《曾溪口》等文学作品16部，先后荣获四川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梁斌长篇小说奖，参评第九届矛盾文学奖、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等省级以上文学大奖12次。但苗勇仍是当初那个苗勇，晏阳初的名字与事迹始终在心头萦绕，一如当初。
写过《红星照耀中国》的埃德加·斯诺说：“晏阳初是一位有才干的学者、一位有独创的教育家、一位勤奋的作家、一位能激励人心的中英文演说家，也是一位有生气的知识分子，在保守的亚洲是很少见的。他有敏捷的思路，有创造力，有发明才能和想象力。他还是个组织者，是个实干的思想家、活跃的执行者。”
面对这么多形象、真实、饱满的褒义词，苗勇一头扎进晏阳初的世界，在他光辉灿烂的一生中，品味他人格的高尚、思想的宏大。在这些大词的背后，苗勇将晏阳初的人格与精神概括为三点：讲好中国故事的先行者、世界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的领军人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者。
于是，作家苗勇最终还是动了书写晏阳初的心思。有人说，“百年以来，中国知识界对于农村改造的热情投入与远见卓识，没有人超过晏阳初。”“中国人在世界上最有名的，一个是孔子，一个就是晏阳初”。
要写这么一个人物，着实不易。写好晏阳初，便成了作家苗勇的使命。苗勇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说干就干。于是他开始寻找关于晏阳初的所有线索，民间的，官方的，国内的，国外的……从湖南到上海到香港，从河南到河北到北京，从泰国到菲律宾到印度。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苗勇遇到了很多预想不到的阻力，由于晏阳初在国内走了20多个省份和世界上50多个国家，足迹遍地，涉及到的人和物很难找到，大多数都是通过史料辨识和舍取的。为了避免种种麻烦和问题，苗勇最终选择了以小说的写作手法来完成一部传记文学《晏阳初》的使命，似乎也开创了一种新的传记文体（传记体小说）。
传记文学是虚构和非虚构真诚合作的一种写作文体，史料部分的绝对真实性让写作者必须将手头的已知信息粘牢坐实，所以苗勇利用休息时间把资料室、图书馆、史志办跑了个遍。
晏大慧，是晏阳初的族辖后辈，他不仅对晏阳初一生有一定了解掌握，还进行了收集整理和深入研究。为此，晏大慧在文革时期挨了不少批斗，他与苗勇是忘年之交，很多关于晏阳初的资料和信息均出于他手。除了晏大慧提供大量原始情况和资料，还有晏阳初的亲侄孙、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名誉院长、晏阳初博物馆名誉馆长晏鸿国等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苗勇还采访了很多学术界的名人，如研究者温铁军、潘家恩、张艺英、扈远仁、李行之等近百人。在他们那里获得了晏阳初更多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哪些浓墨重彩写？哪些一笔带过？在苗勇的心里有了一个既能安心写作又能公开出版的标尺。
功夫不负有心人。七八年下来，手头有了一些书籍资料：《晏阳初文集》《晏阳初传》《告语人民》（晏阳初和美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合写）……还有许多介绍中国平民教育和世界乡村改造运动的史料、回忆录及2000余条史志资料……这给苗勇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5年，苗勇开始了《晏阳初》的写作。从此，晏阳初，苗勇，两个巴中人，在一条河流的牵引下正式相拥，开始了长达10年的时空对话。
在创作期间，正值苗勇从通江县领导干部任上往省城调动的时刻，工作交接、搬家、租房等花去了不少时间。2008年，苗勇的初稿完成。
搁笔的时候，晏阳初的形象一直在苗勇的脑袋里游走，但仿佛看到的全是背影，他背负着众多的灵魂，负累而又充盈，由于长期伏案，苗勇的颈椎病、腰肌劳损……积累多年的疾病开始显现出来，写完《晏阳初》的第二周，苗勇就住进了医院。
躺在病床上，苗勇开始认真地看自己的作品。就像一个喝醉酒的人，第二天醒来要喝二两“还魂酒”一样，苗勇一气读完，发现了自己只是完成了《晏阳初》一书的基本框架，还有很多的细节和铺陈没有完善。
本文作者：赵剑锋 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成都市诗歌委员会副主任，《四川诗歌》副主编，在《诗刊》《星星诗刊》《诗选刊》《诗歌月刊》等国内五十余家报刊发表诗歌、散文三百余首（件），著有诗集《剑照偏锋》《剑煮红颜》《众生相拥》等多部专集。多次荣获国内诗歌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