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生经济网讯 成都青羊区信访局去年10月推出新举措,聘用访民李华成担任“信访调解室主任”,调解、抚慰访民情绪。信访局称李的上访经历令他更了解访民心态。
但这一创新只持续了4个月,工作的无力感、访民朋友的疏离以及意识到自己也是维稳对象后,李华成辞去了这一职务。
从访民到“信访官员”的距离有多远?在成都青羊区访民李华成看来,不过7、8米。
周二上午9点不到,李华成骑着破电动车来到青羊区信访局,在信访接待大厅排队登记。
“请依法依理处理我的问题。”向窗口的工作人员说完这句话,李华成转身来到大厅一侧、离登记窗口7、8米远的小办公室,在“李华成信访调解室”的牌子后坐下,从访民变成了“信访主任”。
这戏剧性的一幕,从去年10月一直持续到今年1月。
李华成是“资深”访民”,从2009年到2013年5年间,时常出现在信访大厅。这段经历为他赢来了这个“职位”——青羊区信访局认为他“了解访民心态”,并以每月800元的“工资”聘用他。
然而在办公室坐了4个月后,李华成和他的牌子从办公室消失了。他仍在周二出现在接待大厅登记窗口前,重新做回了访民。
“你让区里很头疼”
李华成最初上访只是因为征地款谈不拢,但在信访过程中矛盾的雪球越滚越大
李华成是在登记后接到青羊区信访局的邀请的。
2013年9月一个周二,青羊区信访局长解愚迎住走出了接待大厅的李华成,提议请李华成“来信访局上班”。
李华成的最初反应是“开玩笑吧。”
李华成是青羊区的“资深”访民。2007年,青羊区征用李华成7亩多承包地及附着物。由于拆迁方与李华成就土地上树木的数量未达成一致,因此未达成赔偿协议。
2009年6月,李华成承包地上的建筑物及附着物被强征。他开始上访。这一年,时任成都市长李春城大规模推进旧城改造,金牛区还发生了唐福珍自焚事件。
除了“记不清多少次”到区政府、市政府及省政府上访外,李华成几乎每年都“进京上访”一次。
最初的矛盾只是因为征地款谈不拢,但在信访过程中矛盾的雪球越滚越大。李华成从北京上访归来,青羊区公安分局以“非法携带证据”对其行政拘留,李华成认为此举违法;2011年,李华成的儿子报考军校,因为李华成的上访行为导致儿子政审无法通过;他甚至将路上遭遇的车祸视为相关部门的报复。
自我评价为“固执”的李华成将上述种种遭遇算成总账,他向青羊区政府开出了数百万元的赔偿价格。但被拒绝。有街道办领导评价李华成“钻牛角尖”、“漫天要价”。
李华成等村民被征用的土地,已建成一个占地千亩的高尔夫球场。通过申请信息公开,李华成发现球场没有获得成都国土部门批文。他帮助媒体完成了调查。
街道办一位领导曾跟李华成说:“街道办和区里好多人在研究你的问题,你让区里很头疼。”
“特别像主任”
区信访局称,选择李华成来调解访民是因为他的上访经历令他更了解访民心态
李华成不相信自己能成为信访局的“一分子”。
但过了几天,青羊区信访局专门通知李华成到局里。解愚和李华成谈了一个小时左右。信访局对李华成的工作要求并不复杂:他需要在每周二上午,即区领导接待日的时候,在信访接待大厅旁的房
间坐班,只接待因为征地拆迁问题上访、有负面情绪的访民。每月坐班4次,月工资800元。
李华成回忆,解愚希望他在工作当中做到三点:给访民普法、讲道理;劝说访民尽量走司法程序;向访民传达信访局工作难做的苦衷。
6月23日上午,青羊区信访局办公室邹主任告诉新京报记者:“信访局聘请李华成,是觉得他熟悉土地政策、善于讲道理,上访的经历也使他了解访民心态”。
较之其他访民,李华成可以称为“法学专家”。2009年李华成从北京上访回来后被拘留9日。走出拘留所后,他花了数百元钱买了法律书籍,自学法律。
他在谈话中总不时流利地背出某法律的某具体条款。每次提到法律的名称,前面一定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7个字,以强调权威性。
李华成考虑到自己平时也要去区信访局上访;顺便工作还可以挣些钱养家。他接受了这份工作。
2013年国庆节后第一个周二,在窗口登记后李华成坐进办公室,开始上班。当天到信访局反映情况的苏坡街道办辖区访民薛明远记得,大厅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喊李华成为“李主任”。
一张长长的会议桌几乎占满了10平米左右的办公室,四面墙壁挂着访民送给信访局的红色锦旗,办公桌上摆着“李华成信访调解室”红底黄字的牌子。李华成坐在牌子后,薛明远觉得他“特别像主任”。
李华成接待访民很有一套:“首先,我会听访民倾诉,再依次从法、理、情的角度为他们考虑,结合自己的经历为他们出主意。”
新京报记者接触的5位曾被李华成“调解”过的访民都说,尽管知道李华成并没有权力,有些话也只是敷衍,但得知李华成的访民身份后,抵触情绪小,会认同他说的话。
苏坡街道办辖区另一位访民谭伟用“防弹衣”来形容李华成的工作。“他帮忙先安稳访民情绪,领导接访时,访民就没有那么大脾气了。”
在抚慰访民情绪的同时,李华成自己的上访一直没停。除了周二上班前在区信访局登记,他还不时到成都市和四川省信访部门上访。
“访民的问题我关心,我的问题则要领导关心。”李华成说。
“弼马温”
工作的无力感、访民朋友的疏离令李华成动了“离职”的念头
每周二,李华成都要接待四五个访民。李华成否认有成就感,相反,由于没有任何权力,李华成在调解时总有“无力感”。
谭伟第一次调解时,李华成将谭伟带到区领导跟前,说“请尽快依法依规处理他的问题”。但谭伟的问题始终未解决,直到现在。
接待访民时,信访局领导总是给李华成配个“秘书”,李华成发现,他说了什么,领导会很快知道。
唯一让他觉得高兴的是,他可以近距离向区里的接访领导和信访局领导提出建议,这在以前不敢想象。
尤为让李华成郁闷的是,一些访民觉得他被信访局“招安”了,许多认识的访民对他敬而远之。
2013年11月,文家街道办辖区的许娥芬到青羊区信访局上访。进入“调解室”后,看到坐着的“李主任”竟然是以前一起上访的李华成,许娥芬惊讶了半天。
李华成向许娥芬解释了相关政策,建议她走司法渠道。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许娥芬问。
“没有。”李华成回答。
“你自己屁股流鲜血,还给我们医痔疮?”许娥芬发了脾气。
工作的无力感、访民朋友的疏离令李华成动了“离职”的念头。2013年12月,李华成得知工资出自他所在的街道,名目为信访劳务费,“听说就是维稳经费”。这令他更为失落,此前他一直以为自己的工资是信访局发放的,这个消息令他感到“原来让我坐在这里也是维稳。”
6月23日、24日,新京报记者通过多种渠道、多次联系青羊区信访局及街道办,双方均未作回应。
此后有访民来调解室,发现是熟人李华成,觉得熟人好办事,但李华成冷冷地说“其实我是弼马温。”
今年1月,李华成提出“辞职”,2月份以后,再也没到信访局上班。
“你的问题适合上访”
李华成在调解工作后认识到,信访没有解决问题的权力
辞职后,李华成回到了熟悉的生活:他在荒坡种菜,间或打些零工,利用闲暇时间上访。走进信访局,再也没有人喊他“李主任”。
但了解李华成的人发现,“李主任”的经历让他发生了改变。在聊天中,李华成经常提到“国家发展”、“法律尊严”、“作风建设”等词句。
面对记者,李华成将至今不签补偿协议归结为:自己保护耕地的意识极为强烈。他还紧锁眉头讲述儿时饿肚子的经历。尽管不经意间,他承认了当初没有达成补偿协议,是觉得补偿款少了。
李华成说他现在不再像以前那样相信上访的作用了,“调解室”的工作经历告诉他,“信访只是为访民搭建了一个向政府传递信息的平台,并没有解决问题的权力。”
当初劝他“入职”时,信访局领导告诉李华成“尽量劝说访民走司法渠道”。但现实中,他试图通过司法渠道解决问题却屡屡碰壁。
2012年李华成就自己的拆迁补偿问题向青羊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被驳回后,他坚持向省高院申诉。一位省高院的工作人员却告诉他,你的问题还是适合上访。
李华成只能继续“希望不大”的上访。
6月24日,星期二。信访接待大厅屏幕上显示,今日接访的是青羊区委统战部领导,接访时间为9点30分。
9点55分,迟到了25分钟的统战部领导来到信访局,李华成迎上前去打招呼。“我是李华成啊,文家街道办的。”
领导并没有停下脚步,扭头看了一眼,礼貌性的跟他说:哦,好的,排队吧。
一直等到了中午12点半,李华成最终没有被领导接访。
来源: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