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幸福大街上，很多街坊都认识李萌。这个爱美的年轻姑娘穿着一身环卫制服，正干着人们眼中最脏最臭的活儿。
抽粪车缓缓驶进胡同里，停在公厕旁，在车和粪井中间让出一条可供路人通行的小道。北京市东城区环卫中心时传祥所三八女子抽粪班班长李萌招呼着，“大爷您先过”“当心，您慢点儿”，紧接着开盖、打漂、抽净、抱管上车。一套操作如行云流水。
2011年，22岁的李萌来抽粪班报到，把班长李爱玲高兴坏了。彼时的女子抽粪班里，已经十四五年没有年轻人了。
李萌记得，最开始自己上手时，衣服没有一天是不脏的，光是抱管子上车，就得把四肢和腹部的力气都用上，身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这种厚胶皮管子不加压时，约有三四十斤；加压后，在粪井里能有上百斤重。在井中晃动管子、调整位置，抽出粪污上漂浮的秽物，俗称“打漂”，这需要一定的技巧，否则稍有不慎，管子的吸力还会把人带进去。
近距离接触粪污产生的生理反应一度让李萌吃不下饭。有同事以为她不会再来了，没想到第二天，李萌比大家还来得早。
“粪井里不留粪便，是我们给老百姓的承诺。”李萌说。她的同事，北京市东城区环卫中心时传祥所青年班工作人员陈辉说，自己来所里11年，萌萌没有一次业务质量不达标。
李萌是胡同里长大的北京大妞。她说，以前自己家务活儿都不怎么干，几年军旅生活是她人生的转折。怀着对军人的憧憬，18岁时李萌报名当了兵。从北京站出发，她像去春游一样开心，不懂母亲在哭什么。
军姿一站就是6小时，李萌爱跟自己较劲，她心想，“只要身边的战友不倒下，我就不能倒下”。许多原以为的不可能都在这里被打破，15分钟内跑完5公里、熟记3000个以上电话号码……
再次回到北京，李萌选择当一名抽粪工。经受了军营的磨炼，很多困难已不在话下。但她的母亲无法接受。
“吃喝拉撒，是人的必须。我觉得做这个很好。”李萌说。
“不好好学习以后就跟她一样扫大街。”工作中的李萌没少遭受路人的指点；有卖菜的小贩不配合，甚至咬了她一口；沟通有不顺意的地方，就把气往李萌身上撒。“那时我就是想改变别人对这个职业的看法，哪怕一点点也可以。”
她的工作不只抽粪。“北京‘煤改电’之前，我们帮居民搬蜂窝煤、囤白菜，谁家台阶老化了我们来砌，这些义务劳动是从‘时老爷’就传下来的。”
李萌把时传祥称作“时老爷”，他曾是北京市原崇文区清洁队的掏粪工人，新中国第一代劳动模范。他说过的“宁可一人脏、换来万家净”10个大字至今仍贴在所里的显眼位置。“时代不同了，但工作作风没变。”李萌说。
在胡同里工作需要细心。一条胡同是一个责任段，根据居住人群特点，李萌和老百姓沟通好不同的工作时间。胡同里老人多一些的，早上就抽得快一点，不影响老人晒被子做饭；年轻人或学生多一点的，就避开七八点的上班上学高峰时段。
开工前，李萌通常还要耗费几十分钟来挪走胡同里的车和杂物。和各家熟络后，胡同里停的车是谁家的，她都一清二楚。
立春后，各家就开始修房补漏。胡同细密蜿蜒，原本抽粪车都是卡着路沿走。“你家多建一点、他家多建一点，车就过不去了。”一个大爷就曾因此和李萌起争执，李萌想出一招，“您收回一点，我给您盖一花架子”，化解了冲突。
公厕是多家共用，疫情时期，人们担心粪便、尿液传播病毒，不敢去。
“可环卫工人不能害怕，该你上的时候就得上。”李萌说，当时所里第一时间成立了党员突击队，也给胡同居民发了《致居民的一封信》，“我们既做好抽粪工作，也做好消杀工作，让老百姓更放心地使用公厕，回归正常生活。”
变化在悄然发生。看到李萌来了，有街坊乐呵呵地主动把车挪开。酷暑下，有大爷大妈给李萌送上一根冰棍或一瓶饮料。“现在，我们之间是双向奔赴。”李萌笑着说。
李萌真正把抽粪从一份工作当作事业，是在2012年。那年，她接到来电，通知她被评为“北京榜样”，请她去领奖。起初，她以为是诈骗电话，“没报名我怎么会得奖？”对方说，“是老百姓给你报的名”。那一刻，李萌觉得特别暖心，那是对她工作的认可，“一切都值了！”母亲的态度也因此转变。“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奖。”李萌说。
后来，李萌先后当选党的十九大代表、二十大代表。她把老百姓的声音、把一线环卫工人的声音传递出来，也把党的政策讲给大家听。
“小公厕连着大民生。”李萌的目光投向胡同最深处，“公厕不仅仅是我们的脸面，更事关老百姓实际的生活体验和幸福感。”
她回忆，自己小时候上公厕踮着脚，捏着鼻子，进去就恨不得马上出来。她见证了“公厕革命”带来的变化。公厕改造“一厕一设计”：胡同如果老人多，就多设坐便器；孩子多一些，要设母婴室；有残障人士，就增加无障碍设施；有的公厕还装上Wi-Fi，有大爷向她吐槽，年轻人在里面玩游戏不出来，能不能限定Wi-Fi使用时间，这倒成了一种“甜蜜的烦恼”。
12年过去，李萌依然是抽粪班里最年轻的姑娘。她等待着年轻人的加入，把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艺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