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生经济网讯 古有孟母三迁，今有疯狂择校 。
日前，北京市宣布拟从2014年起全面取消普通高中招收择校生。而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全国19个大城市应当完善义务教育阶段就近入学方案。
但是，不同区域、不同学校之间教育资源的鸿沟，使得家长们择校热度不减：购买天价的学区房，托关系入读优质学区的小学来获得学籍，甚至不惜重金海外择校。择校的狂热从中小学的入学阶段蔓延到幼儿园、好的补习班和家教老师。
为了让孩子在起跑线上抢占有利位置，“疯狂”的家长们费尽心机、各显神通，也流露着困惑、无奈和焦虑。
好的学区房已千万级
北京青年郭永杰正在四处寻找学区房，尽管他的孩子尚未到入学年龄。他想找一个位于海淀区的学区房，以便孩子未来上下学的路途能近一些。
在北京从幼儿园上到大学，他忘不了自己小时候，为了不被电脑派位派到三类校，自己的父亲托关系找遍了人。而如今，择校的接力棒传到了自己手里。“现在小学入学、小升初没有任何统一考试，但是学校之间生源、学习环境和师资差异太大。”
“你看这个数字，同样是市重点高中，一个在东城区，一个在海淀区。每年考上清华北大的人数，前者是个位数，后者是三位数，学生质量都一样，教学质量差别那么大。”郭永杰甚至发现，单位里有海淀户口的女孩都成了相亲热门，而面积大一些，位置好一些的学区房房价已经以千万级别计算了。
记者陪着郭永杰去看房子，中介不住地说：“不管您看上哪套，不管是买还是租，都得赶紧定下来。现在房子一放出来就被抢光，尤其是有很多从外地转到北京上学的，家里在当地都很有钱，专门要这种房子。现在不让择校了，学区房马上就涨价了。”
中介门店门口的看板上写着，紧邻人大附中的四居室，只年租，一年租金为20万元。“小时候，这里是荒郊野外。”看着惊人的租金，郭永杰倒吸了一口凉气，“全国的精英都跑到北京来，如果我的孩子再输在起跑线上，以后在他自己的家乡怎么生存？”
“不要觉得我疯了，如果所有经济上有条件的家长都择校，那么只能说明，教育机制本身存在问题。”郭永杰对记者如是说。
补习从幼儿园就开始了
相对于犹豫不决、错过买房良机的郭永杰，从事金融工作的李博静早早买了离学校更近的房子。
李博静是从外地考入北京的，后来留京工作。“我就是这么一路从千军万马里走独木桥读出来的，所以，不能让孩子落后。”
择校从幼儿园就开始了。号称“双语教学”的幼儿园一个月要5000元，广告商写“孩子读完后看懂英文报纸”。幼儿园放学后还要去上早教班。“在单位里，妈妈们互相比孩子上哪个学校，接孩子的时候，婆婆们也互相比孩子都去外面上了什么班，结果越比花得越多，人家孩子上什么班我们也要报。”
直到孩子上了初一，拿到英语教材时，李博静“脑袋一震”，第一单元竟然是学习26个字母。原来，按照北京市统一的教学大纲，初一英语是从“ABC”重新学的。李博静的儿子小学五六年级就已经能看懂英文故事书，“这些内容都是幼儿园时候学过的，幼儿园毕业后，他都能用英语数到100了。那之前花的时间和精力还有没有必要？”
事实上，根据教育部发布的《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幼儿园儿童别说学“ABC”，连100以内的加减法都不用学。五六岁的儿童只需进行10以内的加减运算即可，并且不是在纸面上，而是“通过实物操作或其他方法”。
第一次开家长会，李博静先喜后忧。喜的是，她发现同班几乎所有小朋友英语水平都不低，都是提前学习“有备而来”的。但随后上台讲话的英语老师给所有家长泼了一盆冷水。“语言学习应该是系统的，孩子们之前在幼儿园和小学学的英语并不系统，只是学会了一些单词的发音，但是，现在老师重新教基础的内容，孩子们却觉得自己已经会了，不爱听。最终将导致孩子们学到一定程度后，因为基础不佳再难提高。”
尽管孩子才上初一，但各种辅导班和家教已经少不了，家教一节课两小时往往要支付五六百元的费用，逢年过节还少不了给老师送些礼品。“学生太多，这都不见得能排上自己的孩子。”李静博说，“现在就已经花了这么多钱和精力，以后还有中考和高考。”李博静告诉记者，“有时候也觉得，真的有这个必要吗？但钱都已经花出去了，以后不继续花，之前的就成了‘沉没成本’了。”
一辈子都挣不回教育投资
从事医药器材业务的李国强，并没有在女儿上中学时花钱择校，“因为没路子”。当然，家教钱和辅导班费一样没少花。
等该念大学时，他决定为女儿谋个更好的前程——出国。他为女儿选择了“2+2”模式，即本科四年中，在国内国外各读两年。彼时人民币尚未升值，出国的资产证明需要50万元的存单。当时，50万元可以在京郊买到一套不大的房子。为了给女儿攒学费，李国强在那两年里，除了除夕夜之外没有节假日地工作挣钱。女儿出国之前，上口语外教班、考雅思，都花费不菲。
几年国内国外的学费加生活费需要七八十万元，而这只是开始。“我算计着，如果毕业出来留在当地工作，我就再攒钱给她付个首付，在学校旁边买个别墅，把房子分割租给中国留学生，用租金还清贷款。之后把这房子抵押出去，贷款再买一个，也租出去，等都还清了贷款，留着两个大房子，想做什么做什么。”李国强告诉记者。
这一计划看似很美好，但李国强的女儿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班里的中国留学生占了大多数，大家平时交流都用中文，几年下来，英文长进不大，连中文都有所退步，这让李国强的女儿觉得，来国外读的这个专业含金量并没有那么高，照这样的水平，毕业以后要想拿到当地绿卡留下来，并非易事，而在当地买房子的梦想则像是“空中楼阁”。
李国强女儿毕业那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当地移民政策开始收紧，曾经的移民专业光环不再，别说毕业后工作置业，能否拿到工作签证都成了问题。还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原因是，去读移民专业的国际学生太多了，这个行业不再缺人。
回国后，工作并不好找。“女儿的高中同学，本科毕业的都找到了工作。”李国强发现，女儿拿着一个海外文凭，其实反倒不好找工作，因为许多单位的招聘者，并没有听说过多少海外大学的名字，除了几所极为顶尖、闻名遐迩的学校，其它的海外高校在用人单位眼里都一样，没什么区别。“有的体制内单位不愿意要海归。”
最终，几经周折，他的女儿进了一家民营的电商企业，月薪四五千元，还时常加班到很晚，收入和她没有出国的同学并无两样。
“现在想想当时都疯了。”李国强发现，女儿可能一辈子都挣不回来自己给她的教育投资。“但就这么一个孩子，当年她想去读什么，或者我想让她读什么，在经济成本上都是不惜一切代价的，我不想让她多少年后后悔，说就是因为爸爸没钱，让她失去了机会。”
2012年,留学人员回国数量达到27.29万人，为史上最高一年，近五年回国的留学人员近80万人。而今年应届高校毕业生将达到727万人。这700多万待就业的大学生中，许多人的家长，也曾为孩子小学、初中和高中择校拼尽了全力。但真正到了残酷的就业市场，曾经的重点校和三好生，大多变成了“浮云”。
来源： 工人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