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生经济网讯 (任珊)“乡村教育一直是农村建设中最受瞩目的问题之一。近年来,公益界一直倡导并践行着“一对一”定向捐助及支教模式,希冀提高乡村教育水平。
如今,一个名为“烛光行动”的项目兴起,并倡导“资教”,即用本地的资源解决本地的问题。项目负责人于奇文认为,“乡村教育的未来在于教师,没有了讲台上的那个人,一切都是徒劳”。
一次被拒绝的捐助
三年前,做企业的于奇文与公益毫不沾边。2012年底,他看到一则新闻,贵州毕节五个流浪儿童,因躲在垃圾桶里取暖,一氧化碳中毒,闷死在垃圾桶。于奇文看了很有感触,当天他刚送完孩子去学校,儿子还在车上调皮捣蛋。于奇文将这则新闻分享到了朋友圈,很多朋友响应,孩子们的惨痛遭遇,激发了一群企业为乡村孩子做点什么的想法。
于奇文带头,找到了贵州当地一所乡村学校校长。电话中,于奇文提出一对一捐资助学。没想到,他的要求遭到了校长拒绝。
“这是我第一次跟校长通电话,但给我的触动太大。他说,先生,我很感谢你的爱心,但说心里话,学校不愿意接受你这样的帮助。”于奇文回忆,这位校长跟他详细解释了原因。
九年制义务教育已经实行十多年,免交学费和书本费,学校提供营养午餐,乡村的失学儿童越来越少。对于那些辍学儿童,不是每个月几百块钱的资助就能解决。校长告诉于奇文,他不希望孩子们养成伸手等钱的习惯,而是凭自己双手获得。
校长的话彻底打动了于奇文,也颠覆了他的公益理念。2013年,他去了11趟贵州,跟校长、老师坐在田间地头聊天。
他一直思考,公益人士的帮扶究竟给山区的孩子带去了什么?“结果我痛苦地发现:一年多了,可以说基本上没有给孩子太多改变,而更多的是作为我们自身的一种满足感。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信号”。于奇文开始反思,“原来做公益不是我们想带给他们什么,想让他们怎么样,而是他们真正需要什么”。
最重要是讲台上那个人
在与当地人交流的过程中,于奇文了解到,他们最需要的是站在讲台上那个人,乡村学校现在最缺的就是老师。
于奇文告诉记者,那个曾拒绝他的校长所在的贵州省黔西南州晴隆县规模小学,共350多个孩子,学校有23人的公办教师编制,实际教师人数只有12人。其中在岗的只有11人,这11个中还有5个是当年从民办老师转过来的,年龄将近60岁。也就是说,整个学校能够承担教学任务的只有五六个年轻老师。他们要管理这么多的孩子,承担这么大的工作量,教育资源很匮乏。
曾经有一次,于奇文及团队一群人到了贵州都很激动,一次性捐了70多台电脑、一个电子阅览室、一个电脑教室,教室里的黑板换成了电子投影白板,花了三四十万。但钱花完了之后,这些设备用不上,因为没有老师能够教孩子使用。
“这些经历让我明白,再大规模的硬件投入都无法真正解决乡村的教育问题。如果没有站在讲台上的那个人,再漂亮的教室不过是一栋水泥房子、再丰富的图书室不过是一间印刷品库房、再先进的计算机不过是一堆电子元器件组合品”,于奇文说。
于是,企业家出身的于奇文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父母心公益基金下面,发起了“烛光行动——乡村资教计划”。
据悉,“烛光行动”自2014年1月启动至2014年12月底,已在贵州建了4所“烛光小学”,招聘了24名老师,服务约1400名乡村学生。2015年,他们计划在国家级贫困县再建20所“烛光小学”,服务6000名在校学生。
政协委员热议“资教”
于奇文告诉记者,他曾经跟许多乡村学校校长、老师建议,从教育机构引进一些支教老师,但他们很不接受。
一般支教老师来得时间短,即便能坚守久一些,走了之后一切又恢复原样。另外,频繁的人员更替不仅导致师资队伍不稳定,更让孩子们极为不适应。
与“支教”相比,“资教”的核心就是本地化,用本地老师到本地学校教本地孩子。招聘的“烛光教师”以当地县城及周边应届及往届的教育专业毕业生为主体,既然提供优厚薪资,也提供进修机会,还在学校设立了“烛光奖金”,奖励包括公办老师在内的优秀老师。
于奇文认为,在本地教学,没有去外地支教的孤独感,只要有机会就能在当地扎下根来。“过去的教育是崇尚‘鲤鱼跳龙门’,去城市里生活,这样的教育模式导致大量农村人口外流。乡村没有了人才,就愈加困窘。而‘烛光小学’要告诉孩子,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脱离贫困的家乡,而是帮助家乡脱离贫困”,他强调。
今年两会期间,“资教”这种乡村教育模式得到了许多政协委员的认可。
全国政协委员、西宁市第十四中学老师庞晓丽去青海省一中学调研发现,乡村老师很难留得住,除了自然环境因素外,公办老师严重缺编,是乡村老师离开的主要原因。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政协副主席武鸿麟也认为,目前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乡村老师的缺编是一个难题。
相比一对一资助模式及传统的支教,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慈善联合会理事王名说,“让当地人帮助当地人,再引入民间和社会力量,可大大降低办学成本”。他也建议,与政府开展合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弥补了乡村教育短板。
(来源:京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