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生经济网讯（记者 陈磊）在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公众的诉求可能更多地会关注自身权益的保护，强调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以及对公共事务参与表达出强烈的意愿。
几天前的一个早上，杨森从家骑着自行车赶到北京市昌平区某地铁站后，把自行车停放在地铁站旁边的车棚里，锁上之后赶着坐地铁去上班。
然而，他下班后赶到车棚时，发现他的自行车已经不翼而飞了。“临近过年，听朋友说过要小心，但想着就是一辆自行车，也没有在意，结果还是丢了。”
当记者问杨森“对治安状况的满意度如何”时，他表示：“一般吧。”
一个人的主观感受不能说明什么，众多人的主观感受就是一定程度的民意，通过一定渠道收集起来，就可能成为反映社会发展程度的“晴雨表”。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下简称社科院社会发展院)正在做这样的尝试。
2013年12月25日，社科院社会发展院发布《中国社会发展年度报告(2013)》，其中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在被问及“对治安状况的满意度”时，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一般”，接近四成的受访者表示“满意”。
三成受访者不满意社会公平
10年前，杨森从东北一所重点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发展。这些年来，经过打拼，杨森结了婚，买了房，有了孩子。
让他遗憾的是，由于没有北京市户口，他要在北京参加享受社会保险，就必须得有单位，一旦没了单位，他的养老保险记录将暂停、将不再享有医疗保险待遇。
杨森认为，把社会保险等与户籍挂钩“不公平”。
因此，当法治周末记者问及对“社会公平公正状况”的评价时，杨森脱口而出“一般”。
社科院社会发展院年度报告显示，对城市居民的抽样调查结果，超过四成的受访者与杨森的评价一致，接近三成的受访者表示“不满意”，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满意”。
年度报告的数据来源，包括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院2013年和2012年进行社会发展状况调查时所采集的数据样本。
2013年问卷调查的范围涵盖了全国31个省(区、市)的1223个市县区旗，从中抽取了60个市县区旗的540个社区委员会和居委会。
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院课题组在数据分析基础上，形成《中国社会发展年度报告(2013)》，量化评价社会变迁与发展形势。
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院院长李汉林表示，我国在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由于缺乏相应的监测和分析工具，使政府在解决这些问题上长期处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境地。
李汉林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基于此，社科院社会发展院实施了关于社会态度与社会发展的社会调查，形成“中国社会景气指数”和“社会信心指数”，以监测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的形势，为国家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个全面、可靠的数据基础。
课题组的依据是，一个社会的社会环境可以通过两方面来观察：在社会结构层面，社会上的制度安排能否最大限度地照顾到大多数人的利益，努力实践公平正义等；在人们的主观感受层面，人们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感受到他们所认可的制度安排。
“中国社会景气指数”就是以这种主观感受来描述具有结构性特征的社会环境，通过人们的“满意度”、“相对剥夺感”和“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三项指标量化评价。
年度报告披露，在整体社会发展水平上，2013年，中国社会景气指数是62.8，比前一年略有提升，处于一般水平；2013年，中国社会信心指数是77.4，比前一年略有提升，处于良好水平，说明了，尽管人们对目前社会方方面面的状况有诸多的不满意，但是，对我们这个国家未来的改革与发展仍然充满了期待和希望，这可能是我们进一步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社会条件与基础。
课题组成员、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教授吴建平向法治周末记者强调，从社会管理绩效的角度看，目前最为严峻的问题是，有近六成受访者赞同社会是非标准模糊和近五成的受访者赞同存在社会信任危机，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急剧的社会变迁带来的道德失范问题。
对政府部门的信任有待提高
杨森虽然丢了自行车，对2013年的治安状况的评价也一般，但对未来的治安状况还是表示会“变好”，因为在他的印象中，治安状况一年比一年好。
因此，当被问及对公安局/派出所的信任情况时，杨森表示“比较信任”。
如果把公安局/派出所、工商税务部门、社会保障部门、信访部门、城管部门、法院这些国家机关放在一起，问最信任哪一个？
杨森的答案是“法院”。
年度报告显示，将近六成受访者很信任或较信任公安局/派出所，将近一半的受访者很信任或较信任法院，受访者对城管部门的信任度最低。
与2013年不同的是，2012年，受访者最信任的国家机关是法院，共计超过5成的受访者表示很信任或者较信任法院。而城管部门连续两年成为受访者最不信任的国家机关。
课题组成员、社科院社会发展院助理研究员张蒽在发布会上表示，分析结果表明，公众对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的信任还有待提高。
李汉林此前向法治周末记者表示，对政府的信任度，是受访者对政府执政能力与自我治理的主观感受，是对政府所作的一些相应制度安排的评价。
李汉林解释说，这种评价会影响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既可能是造成人们对社会环境不同主观感受的一种原因，也可能是这种主观感受所形成的一种社会结果，是观察社会变化一个不可或缺的指标。
法律是个人福祉最主要保障
杨森学的是工科，初到北京发展时在一家电脑公司工作，一干就是七八年，直到3年前跳槽到现在的公司。
杨森不爱折腾，只要公司给的待遇差不多就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发现，有时候想不想跳槽不是劳动者单方面决定的。
他曾经的一位同事因为打听公司的薪酬，结果被解职，理由是违反公司规定。虽然这位同事后来通过法律途径维护了自己的权利，但这对大家的影响还是不小。
杨森较不满意法律对个人劳动分配权利的保护，因为“劳动者太处于弱势地位了，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成本又太高”。
课题组在调查法律对个人劳动分配权利的保护时，将近两成受访者表示“不满意”，另有超过四成受访者表示“一般”。与此相关的是，将近四成受访者认为未来这种情况“会变好”，另有超过四成受访者认为“没变化”。
在被问及法律对公民权利的保护状况时，有三成受访者表示“满意”，超过四成受访者认为“一般”。有四成受访者认为“未来会变好”，超过四成受访者认为“未来没有变化”。
再被问及法律对家庭财产的保护状况时，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满意”，超过四成受访者认为“一般”。将近四成受访者认为“未来会变好”，超过四成受访者认为“未来没有变化”。
对此，吴建平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对微观个人福祉而言，法治保障的影响力最大，这说明法律对公民人身安全、财产和公民权利等的保障，被认为是个人福祉的最主要保障。
社会发展可能面临拐点
李汉林院长在发布会上表示，2013年的调查中，课题组发现人们最不满意的社会问题是社会公平公正。
对于未来社会公平公正状况的评价，接近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会变好，但有接近一半的受访者认为没有变化。
李汉林说：“在1987年我们做的一次全国城市居民的抽样调查中，我们发现，那时候人们最不能满意的是物价上涨。”
李汉林表示，这说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追求也会随之发生深刻变化。
课题组认为，这种变化体现在三个转变上：公众的重要期盼，已经不再是基于温饱的点点滴滴，而是提高生活质量的方方面面；公众的关注点，已经转移到国家宏观的形势以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等问题上；公众的重要诉求，主要放在关于民生的基本问题上和自身权益的保护上。
李汉林认为，这些似乎可以说明，中国的社会发展可能已经到了一个“拐点”，从社会发展的低收入阶段提高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其主要的标志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社会发展的动力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满足群众的温饱和收入增长，而是越来越多地考虑其他更高层次的参与、权利和生活品质的需求。
在这个社会发展的新阶段里，公众的诉求可能更多地会关注自身权益的保护，强调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以及对公共事务参与表达出强烈的意愿等。
李汉林表示，正确把握社会发展阶段和人们的主要诉求以后，有利于准确地调整社会政策，制度安排才能有的放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