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生经济网讯 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文化自信、居民内部收入分配问题、不同性质的行政文化并存、权力清单、用群众语言表达学术观点、农业的“二次飞跃”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朱继东：过分强化英语教学对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产生冲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朱继东撰文指出，语言优势和教育优势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渗透、西化的重要手段和强力武器。由于中国对英语教学和学习的过分重视，很多人从幼儿园就开始学英语，然后从小学到博士毕业也一直在学习英语，造成很大一部分人把相当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的学习时间花在了学习英语上，不仅荒废了对母语的学习和对中华文化的继承，而且为英语为母语的西方文化大举进入中国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更应该引起我们警惕的是，过分强化的英语教学带来的“文化殖民”对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产生了巨大冲击，使得不少中国人在英语学习的过程中形成了对西方文化的向往甚至崇拜。在国内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形成了对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认可甚至崇拜之后，一些中国人通过留学、研修、交流等形式到西方之后，看到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物质上的富有、生活上的奢华、个人主义的张扬、自由主义的泛滥等所谓的繁荣和进步之后，往往会对自己的祖国有很多不满意甚至厌弃等情绪，患上了一种“文明冲突病”。
摘编自《前线》
【贾康：居民内部收入分配问题严重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贾康指出，收入分配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与此相对应，目前有两个相当流行并被认为是主流的观点。一个观点认为，在中国这些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政府、企业得到的收入部分明显偏高了，换句话说，就是居民所得份额是偏低的。另外还有一个认识，就是有学者在做了论证和测算之后提出，中国的收入分配中存在着巨额灰黑色收入额的特征。
有关中国收入分配的真问题在哪里？我们应当更深入地切入中国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内部结构问题，就是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收入比重和投资、消费这两大块的考虑之外，需要进一步地探讨是不是我们居民内部收入分配的差距过大、规则紊乱、不公正的问题，在严重地影响着中国现代化提升的过程，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或者说是我们思考者、研究者应该更加注重抓住的真问题所在。
摘编自《上海证券报》
【易昌良：我国还远未完成社会转型，不同性质的行政文化并存】
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副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易昌良撰文指出，目前，我国行政文化建设的经验积累来源于以下三点：一是对我国几千年来中华传统行政文化的传承；二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对行政文化的影响；三是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文化吸收国外一些有益的成分结合国情进行有效的探索和积累。这三方面的行政文化积累和总结，就是当前我国行政文化的基本概况。从总体上来看，当前我国行政文化虽然处于健康、良好的状态，但离国家治理现代化对政府行政管理实践活动所依托的那种现代化的行政文化要求还有差距。然而，通过分析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目前我国还远未完成社会转型，不同性质的行政文化并存，一方面要求积极推动政府改革，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呈现出与推动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的适应性；另一方面守旧的行政文化顽固存在，管制思想和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思维极力阻碍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实行以及相应的政府行政改革。以上两方面行政文化的并存表现如下：
第一，权力本位观念与主权在民观念并存。权力本位观念具有其内在必然性，悠久的封建传统历史和长时间的计划管制模式造就了这种权力本位的文化内蕴；第二，保守守旧思想与开拓进取精神并存；第三，滥用权力的欲望和依法用权的理念并存；第四，官本位的传统思想和公共服务本位的现代精神并存；第五，固守现存体制的极左思想和欲求改变现存体制的激进思想并存。
摘编自《经济研究参考》
【李和中：以权力清单落实法治政府建设】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武汉大学地方政府与公共事务研究中心李和中认为，以权力清单形式对各项权力的边界进行明确规定，不仅对权力越界行为有了抵制、制约、监督、查办、惩处的明确标准，能有效减少各种权力越界行为，维护法律法规的权威性，而且给包括市场行为在内的各种社会行为在边界之内和底线之上留下了必要的活动空间，有利于公民遵纪守法和市场主体依法经营。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韩震：理论工作者须学会用人民群众的语言表达学术观点】
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西方哲学史”教材编写组首席专家韩震认为，作为理论工作者，不仅要研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还要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就要求我们学会用人民群众的语言表达学术观点，在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上下功夫。
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合乎时代要求的语言，才能更好地发出这种声音。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不仅是表述方式的问题，更是理论自身的生成性问题。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即真理，我们的学术研究就应植根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之中；问题是时代的呼声，群众的呼声是最紧要的时代问题，我们就必须从群众的需要和呼声中寻找问题，回答问题。一句话，只有投身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依靠人民群众，才能研究出人民群众感同身受、对人民群众有用的学术成果来，才能找到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表达方式。
摘编自《光明日报》
【简新华：解决“三农” 问题亟须“二次飞跃”】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长沙理工大学协同创新中心首席研究员简新华指出，中国当前深化农村改革的方向，就是要逐步实现邓小平提出的农业“第二个飞跃”。但怎样才能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实现“第二个飞跃”呢？新的“一号文件”特别强调，必须把农村改革放在突出位置，进一步激发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同时要求“在优化农业结构上开辟新途径，在转变农村发展方式上寻求新突破，在促进农民增收上获得新成效，在建设新农村上迈出新步伐”。
实现“第二个飞跃”，重点是要加大农业投入，合理实行农地流转，扩大农业经营规模。例如，在鼓励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时，除了发展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鼓励农地向农村集体流转集中，而不是向种田大户或资本手中集中。只有实现新农村集体经营，才能够既适应生产社会化的需要，推动农业发展的规模化、现代化，又可以更好地在其内部实行分工合作，如兴办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延伸农业产业链、开展农产品深加工、进行多样化经营等，以解决数以亿计的农民就业问题。必须指出，实行社会主义新农村集体规模经营，决不是要走回头路，退回到以往的人民公社制度，而是要按照新的“一号文件”提出的“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要求，形成新的既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又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化经营管理方式，进而加快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真正打造社会主义新农村。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光明网记者康慧珍整理）
来源：光明网-理论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