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金寨县桃岭乡金桥村地处大别山腹地，是一个集山区、库区于一体的贫困村。上世纪中期被中央选定为全国村级发展固定观察点。1978年以来，金桥村进行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本人从相关资料中遴选出一些改革的往事进行加工整理，也算是对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一种纪念吧。
一、“大锅饭”弊端多
1978年前，金桥村同全国基本一样，实行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制度，全村的生产经营活动都是以生产队为单位统一进行的，农民一年365天主要靠“大呼隆”挣工分、度日子。这种劳动与报酬不统一、责任与利益相脱节的“大锅饭”弊端很多。人们给它总结成两句话：
一是“大锅饭”吃不饱。
金桥村同其他地方一样，“大锅饭”吃了多年，所不同的是人家是“大锅饭”吃不香，而金桥村则是“大锅饭”吃不饱。人多地少，是其客观原因，此外，还有非客观因素。
1978年，全村有劳力600多人，相对全村22.4公顷耕地来说，要剩余50%以上。由于当时以粮为纲，不允许劳力外出，全村人都被困在那少得可怜的耕地上，只好天天“混工分”。群众情绪低落，“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十分普遍。劳动生产率很低，生产发展缓慢，群众生活贫困。1978年，全村平均工分值仅0.26元，最低的大湾队只有0.18元。年人均分配粮食60公斤，不足部分主要靠不稳定的国家“农缺”供应。
“粮不够，瓜菜凑”，这是金桥人不得已而采取的对策，不少家庭顿顿都是稀饭、天天不离咸菜，于是乎俏皮的小伙子手捧稀饭唱起了“洪湖水浪打浪”、喊出了“老腌菜万岁！”
在食不裹腹的情况下，人们饥不择食。为人帮工，只要能吃上饭、吃上肉，就可以不要工钱。尤其是建房子，一家盖房、众人帮忙，管好酒饭、不付工钱。
二是“大锅饭”不好吃
尽管“大锅饭”吃不饱，但它不是白吃，也不好吃。虽然工分值很低，但必须天天上工，按时上工，迟到了要扣工分。最紧张的要数妇女，清早起来，烧饭、喂猪，种菜园、穿孩子，忙得不停，饭刚吃到嘴，一声吆喝“上工喽”，慌得嘴里包着饭就要往外面跑。
山里干活不象丘陵、平原那样集中，不是到这山、就是到那洼，往往离村较远，这就苦了有奶孩子的妇女。离开不放心，喂奶不方便，有的干脆将孩子放在大竹篮里装着，拎到干活的田头地边。尽管大伙对此很同情，喂奶耽误一会儿也不扣工分，但田边地头虫子多、蚂蚁多，弄不好叮得到处是疙瘩，做母亲的心疼得直流泪，可是，不上工又不行，真叫人作难。
给集体干活，总不像给自己干活出心出力。朱湾生产队1976年就有一个山冲里收割的稻忘了收回村里去，直到后来稻子发了芽才想起这事。
“大锅饭”像一根无形的绳索，束缚了农民的手脚，农民没有生产经营自主权，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失去了活力。
“大锅饭”似一台高耗低效的机器，投入产出比小，劳动生产率低，造成了人力、物力、时间的巨大浪费。
“大锅饭”如一条破旧的大船，缓慢地在大海中移动，任凭你再有本事、也无计可施，只能同舟共苦、一样受穷。
金桥人和全国其它地方的农民一样，盼望着能够打破“大锅饭”，放开手脚、尽心尽力地创造财富、摆脱贫困，吃饱穿暖过上好日子。
二、改革的春天“渐行渐近”
1977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由万里同志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77年11月7日，上任不久的万里同志，在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之前，来到遭受飓风灾害的金寨县视察。
老区群众贫困的生活状况使他寝食不安。返回后，他立即给金寨增拨了救灾粮款，同时，在思考着怎样使老区人民、全省人民尽快摆脱贫困困扰。
1977年11月15日至22日，在万里同志主持下，中共安徽省委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会议着重讨论研究了农村经济政策问题，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省委六条”）。这个文件作出了6条规定，要求根据社员劳动的数量、质量合理付酬，生产队可划分为作业组实行“四定”（定任务、质量、时间、工分），也可责任到人，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会议要求把贯彻“六条”作为一件大事为抓。
金寨县按照会议要求，迅速抽调了951名干部深入了社队进行宣传贯彻，金桥村也来了2名干部召开群众大会进行了宣讲。
1978年10月，安徽大旱，中共安徽省委经过调查研究，决定采取非常措施：凡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都可以借给农民种小麦，油菜。
这些措施的相继出台，使人们感到了春天的气息，它播下了农村改革的火种，一场农村大变改正在皖西、皖东及全省农村酝酿，不甘贫穷的人民在悄悄地试、悄悄地闯。
金寨县于1978年5月开始将生产队划为分作业组，实行定额包工。在同年秋种中，县委推广了本县大岗公社院墙生产队包产到组的做法，年底就有240个生产队包产到组。有的队为解决到组后“中锅饭”的矛盾产生，变暗中包产到组为直接包产到户。金桥村由于饱受“割资本主义尾巴”问题之苦，村队干部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一步，持等待观望态度。
1979年元月20日，金寨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了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同志的指示。万里同志指出，各种责任制办法都可以试验，只要能做到增产、增收、增贡献都是好办法。这在到会的各级干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家一致认为，联产到户是现阶段发展生产的好形式，强烈要求县委表态。县委书记荣成富在会议总结时代表县委表示，同意实行包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责任制。
会议精神贯彻后，一些明里联产到组、暗中联产到户的生产队，公开宣布联产到户，其它那些已经联产到组的也改为联产到户。这年3月，金桥村开始将生产队的劳力分成若干个作业组，分别承包农业生产和副业生产，这是金桥村迈出农业改革的第一步。
1979年底，万里同志再次到金寨视察。他深入到梅山水库库区乡村，了解农业责任制及群众生产生活情况，他指示，要继续搞好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
万里同志在金寨视察回合肥不到一个星期，就在全省农业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对一年来全省农业改革经验进行了总结。他指出，实践证明，联系产量的责任制比不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增产效果更明显，少数长期低产落后、社员生产严重困难的生产队，自发地搞起了包产到户，是实事求是执行中央决定的表现。
这个掷地有声的讲话，犹如久旱的甘雨，使广大农民、农村干部心里有了说不出的激动和高兴。
1980年2月，省委发出1号文件，肯定包产到户是一种责任形式，是解决温饱的措施。省委表了态，各级党组织放手让农民选择责任制形式。金寨县委抽出大批干部下到农村，帮助稳定、完善各种形式的责任制。
农业生产责任制深得民心、行之有效。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了（80）75号文件，指出：包产到户是一种责任制形式，是治疗贫困落后、解决温饱问题的有效措施。这样，实行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成了中央的政策。
三、“大包干”好处多
中央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肯定，打消了干部群众的疑虑。历来听共产党话、跟共产党走的金寨老区人民开始放开手脚搞起包产到户来。1980年冬至1981年春，在县委的安排部署下，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县各地迅速展开，金桥村也不甘落后。
金桥村的“大包干”与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有所不同，它有金寨特色。
一是分田分地抓阄为定
金桥村原来实行的是承包到组的责任制。1981年春开始承包到户，县和公社要求在3月底前全部完成。由于山区情况复杂，涉及耕地、山场、水塘、耕牛及其他集体财产，因而显得比较急促、匆忙。一时间，全村上下沸沸扬扬，真是“分田分地真忙”。
一个“分”字，使全村家家户户牵肠挂肚、寝食不安。
所谓耕地承包到户，金桥村实际上就是按耕地产量平均分到户的。方法是先组织全生产队的劳力到每块田地去估产编号，算出总产，按人口平均，得出各个农户应分得的田地面积，然后按田地的远近、肥瘦打配，抓阄为定。
抓阄，这种古老的决断的方式在耕地承包到户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山里的耕地不连片，有远的、有近的，有肥的、有瘦的。谁不想分到近田好地呢？如果由村队来决定这种直接关系到各家利益的事，谁能保证能公平分配呢？村、队干部深知众口难调，凡事不可能绝对平均，总归会有人占便宜、有人吃亏，谁又能作出这个使各户都满意、日后不挨人骂的决定呢？于是，上下一致形成共识，抓阄为定！
不要小看抓阄这轻轻一抓，这可关系到全家的根本利益啊！在当时，农民把土地看得特别重要，抓阄这天，男女老少都到会场。一双双眼睛盯着桌子上那神秘的纸团——阄。
抓阄开始了，有的是男的抓，有的是女的抓，反正要在家中挑手气最好的人抓；有的在抓阄前洗洗手，还有的特意祭了祖，祈求祖宗保佑抓到一个好阄。阄与命运相连。
纸团一个个被拆开了，有的兴高采烈，有的不动声色，有的轻轻叹息，但没有不认账！守信用，这是山里人做人的根本。
会计把每户抓的阄一一登记，并当众宣布结果，随后各家各户来到自己所“抓”的田地察看、清界。
从此，全村14.27公顷水田和8.13公顷旱地全部分到农户经营。耕地面积最多的竹园队人均分到0.0187公顷；耕地最少的大湾队，人均分到0.0053公顷。
二是收多收少都是自己的
金桥村实行耕地承包责任制与其他地方还有一个显著的区别，那就收多收少都是自己的。
由于金桥村人多田少，人均年自产粮食不足100公斤，缺食严重，年年靠国家供应，故无定购粮任务，村队集体亦不提留上交粮。“五保户”用粮、困难户的救济粮、民师补助粮均从国家供应粮中解决。因此，耕地分户经营后，农户种好种坏、收多收少都是自己的，这 与凤阳的大包干也有明显的不同。承包，在这里似乎名不符实。
金桥村在实行耕地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实行了多种经济承包责任制，这与其他地方相比，也是具有特殊性的。金桥村根据桑树、果树、茶树等多在耕地边，没有成片的桑园、果园、茶园的实际，采取了“林随地走”的承包办法，即耕地归谁承包，地边的经济树木就归谁承包，全部到户。由于承包时对每棵树只作价、不收款，以后也不会有人收，实际上也就等于分给了农户，经营的好坏都是农户自己的。
金桥人似乎又找到了解放初期土改时的感觉，各家各户都分到了一份田地，家家都洋溢着分田分地的喜悦。
所不同的是，土改时分的是地主富农的田地，这次是分的是集体---生产队的田地。
农户有了耕地的使用权，成了生产经营的主体。
金桥村原12个（生产）队核算单位变成了288个（户）核算单位。
金桥村的生产经营形式变了，劳动生产率很快就提高了许多。
三是包字包出农家乐
还是那块田，还是那块地，只是在经营形式上引进了一个“包”字，就产生了反差很大的两样效果。
1983年春节，金桥村沉浸在史无前例的节日喜庆气氛之中。大年三十那天，家家都放了长长的一挂爆竹，庆贺丰收，庆贺春节，庆祝实行了生产责任制。那“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在群山中回荡、轰鸣。老年人说，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放这么多的炮仗（即爆竹），也没有像今年放得这样舒心。
金桥村如此，金寨县也是这样。各地供销社、小商店的鞭炮全部卖完，老百姓是用放鞭炮表示喜悦之情。
大年初一，家家都贴上了春联，有不少是赞扬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其中有一家贴的对联是这样的：
责任制政策有好农民拥护
大包干有威力有百姓称赞
横批是：天长地久
三、农村改革的成效十分明显
1984年，中共金寨县委常委、县委农工部部长段传植率从事农村观察点工作的同志到金桥作了有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调查，认为：土地承包到户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主要表现有四个方面：
第一，粮食产量明显增加。承包前，“大呼隆”干活，耕作简单粗糙；同时，农户自家的人畜土粪肥不愿往集体田里施，造成“公家田越种越瘦”，粮食产量长期徘徊不前。承包后，各家各户对耕地精耕细作，有效地提高了粮食产量。金桥村1984年粮食产量达到81500公斤，比承包前的1980年增长23%。
第二，科学种田水平明显提高。承包前，生产队凭老经验、老品种、老方法种田，产出低、效益低。承包后，各家各户千方百计地提高产量，减少支出，提高效益，运用科学技术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踊跃参加科技培训，敢于使用新技术、新品种。水稻普遍种植杂交稻，小麦普遍种植新品种，水稻、小麦亩的产量都提高10%以上。
第三，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原来“大呼隆”干活，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十分普遍。一个人的事要3个人去做，一天能干完的活要拖到3天才完成，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人才、时间极大浪费。承包后，农户能够合理地安排劳动时间，起早睡晚地干、不顾一切地干，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大大地节约了人力和时间。全村22.4公顷耕地只需300个劳力，劳动力要剩余330多人，这些劳力可以从事其他生产增加收入。
第四，土地使用管理明显加强。原来耕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都是集体的，农户没有将耕地的使用管理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紧密挂钩，有“大家马大家骑”、“侵占再多耕地平均到自己也摊不上多少”的想法，因而土地浪费现象较为严重。有的占用耕地建房，有的不充分利用土地，田边地角被荒废。承包后，农户有了使用权，对土地十分珍惜，不但不允许别人占用，连自己也舍不得拿出耕地来建房。承包后，全村新建房400多间，但没有一户是用耕地建房的。同时，田地使用到边到拐，对荒地进行了开垦利用，也增加了土地面积。此外，农户根据实际安排茬口、品种，因地制宜、尽其地力，有效地加强了土地管理、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和土地尚的产出率。（胡遵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