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生经济网讯 “人活着，钱没了”，并不是一句玩笑话。老有所养，中国人千百年来的美好愿望，如今格外现实地摆在中国人面前。
截至2012年底，中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1.94亿，2020年将达到2.43亿，2025年将突破3亿。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去年表示，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十分迅速，态势十分严峻。
更为严峻的是中国“未富先老”的态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大多数国家在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约为1万美元，而中国仅为0.1万美元。在中国老龄人口的资产结构中，财产性收入仅占0.3%，更多的是靠子女供养。
2亿人口要养老，中国准备好了吗？
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中心主任杨燕绥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老龄社会是科技推动和消费拉动型社会，国家在进入深度和超级老龄社会之前，应当做好三个准备：青年人口拥有人力资本、老龄人口拥有养老资产、老龄产业和养老服务体系完善。
然而，由杨燕绥领导的《中国老龄社会与养老保障发展报告》课题组提出的一项旨在评价老龄社会状况和发展战略的“老龄社会发展指数”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得分52.6，准备不足，尚不及格。
“在公共治理完善的国家，提前二三十年就要拿出应对老龄化的方案。”杨燕绥表示，中国存在“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双重难题，且留给我们的准备时间非常有限。
关于养老金，目前，社会保险结构混乱，企业年金步履维艰，商业养老保险品种繁多，如同“雾里看花”，消费者信任度不高。
从养老方式来看，超过90%的老人选择居家养老。以北京市“9064”养老规划为例：居家养老的占90%，需要社区提供养老服务的占6%，入住养老服务机构的占4%。但养老服务体系和老龄产业发展不足，虚空着几千万就业岗位，中档养老机构明显供不应求。
“老龄化”的脚步越来越快，中国离“老而富足”却似乎还很遥远。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了养老金改革的原则，顶层设计已经开始，问题逐渐暴露，方案日渐明确。完成顶层设计，将政策变为行动，中国严峻的养老形势将迎来转机。
清华报告：3个养老指数中两个不及格
目前，中国老龄社会发展和养老保障现状究竟如何？
《中国经济周刊》联合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中心《中国老龄社会与养老保障发展报告》课题组共同发布中国“老龄社会发展指数(2012)”、“养老金发展指数(2013)”、“医疗保障发展指数(2013)”。课题组组长、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中心主任杨燕绥兼任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等政府部门专家委员会委员和国家社会保险标准委员会委员，是清华大学养老改革体制方案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她表示，与上一年相比，今年公布的三项指数均有所进步。
三大指数以“人均GDP的福利相关性”为原则，建立指标体系和计算方法。评价结果显示，前两项指数评价结果均为50多分，处于差等区间，只有“医疗保障发展指数”评价结果为62.7分，刚过及格线。
中国2020年或将进入超级老龄社会
老龄社会发展指数：“老年赡养能力”得分最低
老龄社会发展指数，意在评价在公共政策影响(如生育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公共服务政策等)下的老龄社会状况和发展战略。指数由人口老龄化、老年赡养比、养老保障、老龄产业和老龄人口红利5个一级指标和20个二级指标构成。
国际上通常认为，当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7%时，这个国家便已进入老龄社会，占14%时即进入深度老龄社会，占20%时则进入超级老龄社会。据此测算，中国在1995—2000年间已进入老龄社会，约在2025—2030年间进入深度老龄社会，之后，将以世界最快的速度，与西方国家同期在2035—2040年间进入超级老龄社会。“老年人口年均增速”(总人口中60岁及以上或65岁及以上人口的年度平均增长速度)数据显示，中国老龄人口一直持续高速增加，近两年超过美国、德国和世界平均水平，有追赶日本成为老龄化速度最快的趋势。
而按实际赡养比(实际具有赡养能力的人数和老龄人口的比例)测算，中国“老得更快”。老龄化社会发展指数中，中国“老年赡养能力”分项得分只有39.1分，处于差等区间，说明受收入分配政策、产业结构和就业状况、社会保障及退休年龄等政策的影响，老年赡养能力很差。尤其是，由于我国实际失业人口(特别是大学生)多、低收入人群大、退休年龄早，实际具有老年赡养能力的人数和老龄人口的比例情况更为严峻。2011年统计老年赡养比约为1:9(11%)，而实际老年赡养比约为1:5(20%)，即5个年轻人就要供养1个老年人。
杨燕绥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如果从14~64岁的劳动人口中减去在校生、失业、低收入和提前退休的人数，中国在2010年即进入了深度老龄社会(赡养比约为5:1)，可能在2020年进入超级老龄社会(赡养比约为2~3:1)。
中国老人靠什么养老？与美国、智利、新加坡等国家不同，中国老人养老基金、财产性收入较少，老年就业参与率较低(无法计算灰色劳动市场)。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老龄人口的资产结构如下：依赖国家转移支付的养老金和最低生活保障金生活的占29.3%；依赖劳动收入的占20%(主要是农村居民)；依赖家庭成员供养的占48.8%；有财产性收入仅占0.3%，农村老年居民的土地使用权和城镇老职工的福利房产尚未形成养老资产。
西方国家的情况则非常不同。在芬兰，老龄人口的收入中财政转移支付的福利约占15%、劳动收入约占12%、财产性收入和资本利得约占73%；在美国，财政转移支付的福利约占38%、劳动收入约占34%、财产性收入和资本利得约占28%；在日本，财政转移支付的福利约占48%、劳动收入约占10%、财产性收入和资本利得约占42%。这些国家的老龄已经拥有养老资产和一定的人力资本，依赖家庭供养的情况很少。
其实，中国农村老人拥有土地经营权，城市老人拥有福利房产(包括分房和购房)，如何将其转化为中国老龄人口购买老年服务和老年消费的能力，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挑战。
杨燕绥介绍说，老龄社会是科技推动和消费拉动型的社会，是第一人口红利向第二人口红利的过渡社会。第二人口红利来自老龄人口的就业能力、消费能力、投资能力、纳税能力及其所产生的经济贡献。
“德国、日本和瑞典等国家在进入超级老龄社会以后，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20%以上，其消费总额占总消费额的比重为25%~30%，甚至更高，老龄人口高消费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拉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然而，中国、韩国和巴西几个国家的相关比重则相对较低，目前低于10%。中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已经超过总人口的10%，但他们的消费水平远远低于社会平均消费水平。”杨燕绥说。
2013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下称“国务院35号文”)，旨在把服务几亿老龄人口的“夕阳红”事业打造成“朝阳产业”。
但是，在杨燕绥看来，老龄人口目前的资产结构和消费能力对老龄产业和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制约作用；人口结构直接影响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社会建设。“老龄化社会发展指数”评价结果显示，中国老年人口供养负担较重(费率高、赡养比趋低)，亟待促进就业，提高劳动人口实际收入，减少低收入人口，增加工作和养老税费缴费年限，保障农民土地权益，探索以房养老，培育养老服务体系和老龄产业，改善老龄人口改善老龄人口的资产结构，这既是战略问题，也是系统工程。
尹奶奶在文革时失去了丈夫，现在和女儿一家生活在一起。如今女儿也退休加入老人的行列。图为尹奶奶参加“候鸟”旅行团去旅行，她的女儿也是其中一员。《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肖翊I摄
养老金难以养老
养老金发展指数：“待遇差”指标为0分
养老金是老年人日常开支的现金流。老龄社会的养老金结构，由消除老年贫困的国民基本养老金和改善老年生活的个人养老金构成。多数西方国家已经按照老龄化时间表完成养老金结构调整，累计养老基金规模超过GDP总量。中国养老金发展指数各分项得分有满分，也有零分。总体来说，中国养老金制度安排呈现出“碎片化、欠公平和不可持续”的缺陷。但2013年该指数评价得分57.3分，已经比2012年的52分有所进步。
去年10月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示，我国大概有3亿多人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2013年有累计3800万人中断缴纳保费。
一边是“未富先老”，为自己的养老状况担忧；一边又有很多人抛弃社保，原因何在呢？
对于农村居民而言，政府养老补贴水平低、个人账户储蓄不保值、转移携带不方便，难以有效发挥养老保障功能。2013年12月26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会议上透露，当前中国城乡居民养老金月人均只有81元。
对于城镇职工而言，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20%、职工按照个人工资收入的8%来缴纳养老保险费。因此，劳动报酬的多少与社会保险的缴费基数直接相关。企业养老保险缴费负担太重，只好减少用工或者逃费；职工缴费占个人工资的8%，至今不明确这是税、费或储蓄。截至2012年，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记录累计金额约有2.6万亿元，这笔钱本应通过运作产生收益，之所以成为空账，是因为现在已经退休的人的养老金不够发，只得挪用现在还不需要兑现的个人账户里的钱。
对于机关事业单位职工而言，源自1958年的退休金等于退休工资，不用缴费；从低工资到低退休金，至今工资涨了退休金也涨了，待遇比企业职工高，却不缴费，自己理不直气不壮。如今，各界呼吁改革，但才发现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中问题很多，简单并轨前景不佳。
2012年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月平均支付额为1721元，年平均20652元，城镇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7593元，养老金替代率(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为43.39%。由于没有最新数据，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统计年鉴(2012)》的相关数据，2011年统筹范围内机关和事业单位养老金分别为2241元/月和2105元/月(不含补贴金额)，均值与城镇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之间的替代率为54.79%。由此可见，企业职工与机关、事业单位员工的养老金替代率差为11.4%，按国际标准已严重超标。导致指数中“待遇差”一项得零分。
而按照2005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设计的59.2%养老金替代率目标，2012年，城镇在岗职工养老金替代率并未达标；2012年，农村居民养老金年人均859.15元，是当年农民人均收入7917元的10.85%，与设计标准相距甚远；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平均替代率则最为接近达标。
“养老金制度有三个原则，一要讲公平，就得消除身份界限；二要讲持续，就要建立长期精算平衡模型，在两代人之间就缴费、待遇和领取年龄达成共识；三要讲流动性，就要统一社会保障卡和城乡一体化。但由于历史原因，现行养老金制度违背了这三个原则。”杨燕绥说，中国急需具有战略意义、结构合理的养老金顶层设计。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合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下称“新农保”)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下称“城居保”)，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杨燕绥说：“这是国务院送给大家的一份大礼，有利于城乡居民的人员流动，为日后养老金并轨奠定了基础。”
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建立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机制和正常调整机制”。中国在机制、制度上的努力也体现在指数得分上，在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管理服务效率两项上，中国均为满分。
有了养老金，还要考虑保值增值的问题。但在“养老金效用”指标上，中国得分38分，也非常低。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为例，贴现率以一年定期存款利率计算，约为3.25%，仅为目标值8.76%的37.1%。
杨燕绥认为，中国最好的养老金策略是两代人共同努力，建立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的二元结构养老金制度。一是坚持公平原则，用GDP的1%~2%或者社会保障税去建立国民基础养老金，进入财政预算或者建立专用基金，待遇相当于退休前平均工资的20%~30%，不低于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保障所有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二是坚持效率原则，用延期征税政策鼓励个人储蓄养老金，包括个人储蓄、员工福利(职业养老金、企业年金)、商业保险、消费积分转换养老金、地方政府养老补贴等，建立受托人制度，制定养老基金投资策略和保值措施，月支取额达到退休前平均工资40%~50%，用以改善老年生活；总和养老金替代率(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达到60%~80%。
“目前混账管理的养老保险，混淆政府责任、个人责任和市场功能，混淆了公平和效率，修修补补是难以为继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坚持统账结合原则，提出‘国家统筹基础养老金’和‘完善个人账户，保护受益人利益’的路径，具体方案尚待2014年的努力。目前的状况像游泳者被水草缠住了双脚，不能乱蹬，亟待冷静下来找到脱身的方法。”杨燕绥说，由于个人缴费不能投资，记账利息仅为短期银行储蓄利率(约2%)，伴随物价增长，养老金的实际购买力不断下降，无论城镇职工还是城乡居民，均没有积极性进行养老储蓄，养老金储蓄不能跑赢通货膨胀和银行长期储蓄利率，属于政府失灵现象。
“国家可以把个人养老金账户找最好的受托人管理，定最好的投资策略，在长期经营中让养老金账户保值增值。”杨燕绥强调，站在个人角度，个人账户越来越大，人们越愿意延迟退休，多贡献、多存钱，改善老年生活，即使早去世也会转化为家庭遗产；如果公共账户做得很大，在“大锅饭”里，谁都想早退休、少缴费、多领养老金，再挣一份返聘工资。站在国家角度，则需要未雨绸缪，科学地按照精算平衡原则来设计养老金制度。这取决于政府的驾驭能力和公共政策的质量。
从养老方式来看，超过90%的老人选择居家养老。
“老而富足”须有备无患
医疗保障发展指数：“制度持续性”获满分
超级老龄化社会的脚步越来越近，必须从现在就做好充分的准备。除了钱本身，资金和资产的管理及使用应该采取怎样的手段和方式？哪些产业需要早培养？如何才能做到“有备养老”？
对此，清华大学《中国老龄社会与养老保障发展报告》提出“养老保障四要素”、“养老资产”和“养老金融”等新概念。养老保障四要素指养老金、老年医疗服务、老年房产和老年护理；养老资产指养老货币资产、物质资产和权益类资产；养老金融指管理养老风险的金融制度。
医疗方面，中国医疗保障发展指数(2013)评价得分62.7分，比2012年的60分有所进步。研究显示，在医疗保险全覆盖、提高待遇水平等方面得分较多，在医疗保险基金持续性、参保人员流动性、医患道德风险治理等方面减分较多。目前人均医疗费用增长速度快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于GDP增长率)，个人医疗费用负担较重。
“制度持续性”分项获得满分，原因在于，目前，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居民医疗保险基金、农村居民医疗保险基金，年度运行平稳、收支平衡，且略有结余，累计结余额能够支付12个月以上。
“医疗服务治理有效性”是医疗保障发展指数的一级指标，包括医患信用管理、医疗服务协议管理、药品费用占比、定价机制、医疗保险管理服务绩效、医疗服务支付绩效、医疗保障政策评估、人均医疗费用合理增长率7个二级指标，该分项得分较低，原因在于：药费占比过高和人均医疗费用增长速度过快。以2011年数据测算，人均医疗费用增长率合理值应为8.4%，但当年实际人均医疗费用增长率为20.9%。
我国已经建立了以医疗保险为主要支柱的医疗保障制度，医疗保险基金的功能即在于分担参保人的医疗费用、抑制财务风险，更在于约束医患行为，抑制道德风险。伴随老龄社会医疗保障需求不断增加的态势，中国亟待建立医疗服务治理机制，用有限的资金购买合理的医疗服务。
在金融方面，利用保险机制管理长寿风险，如健康保险、养老年金、老年护理保险、老年房产长寿基金，以及与上述产品结合的养老机构和养老社区等，是最可行的路径和养老资产管理方式之一。
长期护理保险也是积累养老资产的重要方式之一，用来支付老年护理费用(包括居家护理、养老机构护理、社区日间护理等)，提高老年生活的安全性。但是，中国尚未起步。
北京爱暮家养老院负责人姚雪刚刚从欧洲考察回来，深感欧洲护理保险制度非常到位，真正实现了老有所养。
“我们也许不担心住不起养老院，但等我们不能自理时，需要有人护理，费用一定是越来越高，因为人工成本是不断上涨的。在这个时候如果有护理保险，就会比较有安全感，能保障你得到照料。”姚雪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希望中国保险市场尽快把护理险做起来，因为它不单单对市场来说是赚钱的，同时能解决千万老人的后顾之忧。
在欧洲，人们交了一定年限的护理保险之后，老了不能自理时，国家会兜底。“就类似于我们国家的医保，按比例来，比如80%国家报，20%需要你承担，如果我最后连20%都承担不了，国家就启动另外一笔钱来支付，对于老人来讲没有后顾之忧，很有安全感，只需要养老机构和保险公司对接来结算费用。”姚雪介绍说。
“以房养老”也不再是新鲜事物，“30年我养房，20年房养我”的理念逐渐出现。但是，无论将老年人的房产抵押给银行或者政府，抵押金支付机构都要承担老年人的长寿风险。
清华大学《中国老龄社会与养老保障发展报告》提出的建议是，以房养老以个人选择为主，但是，对于高龄、失能、没钱、有房的老人来说，则需要政府介入，解决土地使用权、房价波动和长寿风险等问题。可以由政府与保险公司合作，建立长寿风险基金，用以支付超过平均寿命期间的养老金。
“五星级”养老院的烦恼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姚冬琴｜北京报道
56岁的华严(化名)在移民美国前，几乎跑遍了北京大大小小的养老院，为的是给年过九旬的父母找一处安享晚年的住所。最终，她放弃了公立养老院，选择以每月约1万元的价格让父母入住一家民营养老院。
华严如此选择，不仅因为公立养老院根本排不上，也因为这家民营养老院的条件让老人更为满意——与家居布置相仿的一室一厅，专人负责餐食搭配、日常保洁，有各式各样的老年活动和课程安排，每周有保健按摩，生病了有专业护理人员照顾。甚至，因为华老爷子酷爱门球，这家养老院还特意兴建了一处门球场地。这样的养老院，堪称“五星级”。
但能像华严这样，负担得起每月万元养老费用的毕竟是少数。不少子女为父母的养老问题深深发愁，即便自己节衣缩食，也无法很好地孝敬父母。
在“百善孝为先”的传统观念下，90%的老人还是愿意在家庭养老。业内人士称，愿意去养老院的以两种人为最多：一种是实在动不了了，找个能吃饭、有人照料的地方；一种则是富人到郊区寻觅优雅养老的氛围。
去年9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养老服务产业。不过，社会资本似乎更热衷于高端养老市场。目前，包括万科、保利、招商、金地、远洋等在内的房企都涉足了养老地产的开发；泰康、平安、合众、新华、国寿等险企则致力于打造与保险产品相结合的养老社区，它们纷纷把国际化、先进、高端当作品牌利器。
“养老服务目前不赚钱，只有从高端做起才能吸引资金，带动市场。”一位业内人士分析称。
日前，《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走访了北京几家高端养老机构，发现它们虽然收取着令人艳羡的费用，但也有自己的烦恼。
谁住进了高端养老院？
1月6日，记者来到位于香山脚下的北京爱暮家养老院(下称“爱暮家”)，这一天是“歌唱兴趣小组”活动的日子，整个采访过程中，老人们演唱的“雪绒花”一直萦绕在耳边。
创办人姚雪对《中国经济周刊》说，目前爱暮家居住了160多位老人，其中有不少是高干、高级知识分子。相对一些老人认为儿女把自己送到养老院就是“不孝”，他们则更能接受离家养老的理念。
“我们得给儿女腾出事业空间。他们都是这个(竖起大拇指)，所以我们老两口享福了。”彭老太太对记者说。
由于近两年高端养老机构不断兴起，2009年开业的爱暮家目前在北京市场上只能算是中端了。
据姚雪介绍，爱暮家收取的费用包括房费、服务费、餐费、护理费等。最低费用在每人每月5000元左右。如果老人不能自理，需要专人护理，则费用较高，能达到上万元。目前，爱暮家处于住满的状态，从2013年开始已经有老人登记排队。
泰康人寿投资的首个养老社区旗舰项目——泰康之家·燕园，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瞄准的也是高收入人群。此外，泰康之家还计划在上海、广州、三亚落户，同样定位高端市场。
泰康之家管理有限公司市场部的杨屹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泰康之家·燕园规划约3000户。其中一期500余户，预计2015年开业运营。针对客户的高端属性，泰康也在整合集团资源，还会为入住的老人提供理财、艺术品收藏等服务项目。
目前，泰康人寿推出了一款与养老社区挂钩的保险产品。公开资料显示，一次性缴纳保费200万元，或者连续10年每年缴纳保费20万元，则可以在保险收益之外，获得泰康之家的入住权。
这些高端养老机构收取的费用往往包括房屋租金、物业服务费、餐费、护理费、活动费用等。另外，据记者了解，在一些高端养老机构，入住老人还需缴纳一笔押金，有的甚至高达上百万元。业内人士解释说，收取高额押金目的在于防范财务风险、医疗风险，主要针对较年轻客户，60岁出头。“他们的养老年限较长。如果个人财务发生风险，可能导致月服务费断供的情况，或者遭遇重大疾病，也可能有资金空缺。在目前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完善的情况下，收取押金是为了给养老机构和老人一个缓冲的时间。”
高端养老难赚钱？
至少目前看来，高端养老机构想赚钱并非易事。姚雪说，经营5年来，爱暮家在2013年才刚刚可以实现盈亏平衡。而泰康人寿副总裁兼泰康之家首席执行官刘挺军认为，要跨越盈利平衡点至少在8年以上。
业内人士介绍说，高端养老机构盈利难：一方面是消费者希望以更低价格入住；另一方面服务提供者，如物业、财务等费用不断提高，尤其是专业的老年护理人员大量缺乏，人力成本不断上升。
此外，业内人士还将高端养老机构盈利难归结为公办与民办养老院在资源获得上的不均衡。“公立养老机构，从土地到建设，都是国家给的，运营成本国家也有补贴，每年还有慈善捐助，私立的跟它们没法比。”某民办养老院院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曾与一家公办养老院的负责人聊天，对方说每年收到各类捐款就有七八百万元，捐十几万元都不要，因为不缺钱。
“只有大家在一个平台上竞争，才能真正形成市场化。政府要做的是兜底，把社会低收入群体负责起来。”该院长说。
而养老机构要真正走向成熟，或许还有待政策环境、技术环境的逐步完善。比如关注度较高的意外伤害问题。老人群体属于意外伤害风险的高发群体，如果不能有效地界定养老机构的权责，在养老机构和客户及其家属之间达成共识与协议，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纠纷，甚至会影响养老机构的日常经营。
此外，清华大学《中国老龄社会与养老保障发展报告》中还提到，目前，国家尚未出台养老社区建设规划和规范性文件、指导性意见，养老社区规划设计建设标准缺乏行业规范和评价机制，这可能导致服务质量差的养老机构淘汰不了，质量高的机构发展不起来，不能形成良性竞争氛围。
资本看好中国养老产业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姚冬琴｜北京报道
中国养老服务如今“两头热，中间凉”，缺少覆盖面最大的中端服务
眼下，不少民间投资者，乃至外国投资者都已经把建设和经营各种养老设施当作不可多得的商机。与此同时，政府也致力于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来发展壮大养老服务市场。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表示，近年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企事业单位、民间组织和个人等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自2000年以来，国务院和相关部门对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在规划、建设、税费减免、用地、用水、用电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在一些地区，如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大连等地，民办养老服务设施的数量已接近或超过公办规模。
在北京市，自2013年起，政府已经在探索养老机构改革，政府投资新建的养老机构将不再由政府负责运营，而是将引入社会专业机构来运营。同时，原有的公办公营养老机构也将逐步实现转身，转型为公办民营养老机构。
2013年，由泰康人寿投资管理的国内首家养老社区——泰康之家·燕园养老生活体验馆正式亮相。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陈东升认为，保险公司投资养老社区优势得天独厚：保险资金大多为长期资金，通常15~20年才需偿付，适合用于投资不动产。养老社区直接满足了保险公司高端客户的需求。同时，保险公司还可以提供长期护理险、健康险等与养老产业衔接的产品。而且，通过将养老社区居住权与保险产品挂钩，解决了养老社区回报周期长的问题。
与此同时，外国投资者也将养老产业作为其投资中国的重要领域。日本《钻石》周刊记者片田江康男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日本企业家正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的养老领域，这方面的投资也将越来越多，因为日本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中国的市场前景也相当广阔。
2月6日，香港《南华早报》的一则报道称，为应对中国迅速步入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民政部下属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与来自香港以及迪拜的投资者结成联盟，计划在内地及海外打造12个高级的退休保健场所。该联盟包括迪拜发展商Pearl Dubai，以及总部位于香港的周大福[微博]养老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接下来的6年间，该投资联盟将在内地和海外分别打造8个和4个退休保健场所，第一个项目将在迪拜进行。
在杨燕绥看来，养老服务业涉及三大因素，土地、房产和硬件设施、服务和软件设施。对此，清华大学《中国老龄社会与养老保障发展报告》提出的建议是，根据不同收入人群设计四种模式：第一，公地公房公营，针对无收入和低收入人群，比如五保户，完全免费；第二，公地公房民营，政府出地，政府盖房，民间机构提供服务，收取一定费用，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养老问题；第三，公地民房民营，政府出地，民间机构盖房并提供服务，针对中高收入人群，缴纳房租和服务费；第四，租地民房民营，针对高收入人群，要交房租、服务费，另外还要支付土地费用。
目前，中国养老服务出现“两头热，中间凉”的现象，缺少覆盖面最大的中端服务，亟待完善土地政策、税收政策等，鼓励民间资本进入中端养老服务领域。公地公房公营的养老服务应当退出中端领域，避免因“僧多粥少”导致的寻租和排队现象。
发达国家养老金多是“三元结构”
加拿大
老年收入保障计划(OAS)。这属于非缴费型老年福利养老保障，其经费来源于税收，由联邦政府统一管理，受益者是符合条件的加拿大公民。
按月支付的养老金计划(CPP)。该强制制度覆盖加拿大每一个年龄在18至70岁之间、就业的公民，它建立在劳资双方缴费的基础之上，是传统意义上与收入关联的社会养老保险方式。这一制度还同时提供残疾保障、遗属养老金、丧葬补贴等待遇。自我雇佣者也同样可以参保。
私人养老金计划(RSP)和养老储蓄项目(RRSP)。完全自愿参与，政府对其缴纳的保险费给予税收优惠。据统计，包括企业年金和个人储蓄养老金在内的私人养老金收入，大概相当于退休前工资收入的35%，从而构成对法定强制的养老金的有益补充，成为保障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来源。?
英国
实行现收现付的国家基本养老保险。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每个符合领取养老金条件的退休人员都可以得到相等数额的基础年金。它是一种强制性缴费制度，由国家财政、雇主和职工共同负担的。
收入关联养老金计划(SERPS)，根据个人的实际缴费年限和基数区别确定。基本养老保险的受益水平按照消费价格指数(CPI)进行指数化调整。
职业年金计划和强制性个人年金账户(APPs)。在英国，国家基本养老金仅保证职工退休后的最低生活需要，退休待遇主要依靠职业年金来满足。
个人自愿性的补充商业养老保险。
澳大利亚
“最低生活保障福利安全网”，养老金为平均周薪的25%，并随物价指数进行调整，其资金来源于税收，按照到期即付的原则支付。
雇主提供的职业年金包括企业养老金、政府雇员养老金等。到1998年底，企业养老金计划的总资产已达3374亿澳元，占到了GDP的40%。政府通过税收优惠等方式鼓励个人补充前两个支柱，自由职业者可以自己缴费建立职业年金，同样享受税收优惠，基金可以自己管理，也可以委托商业机构管理。
自愿性质的年金、个人养老储蓄和投资。
来源： 中国经济周刊
